■ 本報記者 閆冰

    5月20日，一場由政府、社會組織、專家、志愿者共同參與的研討會在成都舉行，這是第一次社會組織以群體形式與災后重建中涉及的主要地方政府進行的對話，雙方都在試探著互相了解，試探著邁出真正意義上的合作第一步。

    “4·20”蘆山地震后，民政部在4月22日發布《關于四川蘆山7.0級強烈地震抗震救災捐贈活動的公告》，不再公布民政部捐贈賬號，也沒有再指定幾個固定的基金會來接受社會捐贈，而是鼓勵個人和單位向任意有救災宗旨的公益組織和救災部門捐贈。

    當政府釋放出積極信號，公眾的愛心集結多了一份自主選擇，捐贈向理性和自由回歸。

    緊接著，一組截止到4月27日的數據多少讓所有人對公益組織的表現刮目相看。根據基金會行業第三方信息披露平臺的數據，全國共有115家基金會參與地震救援和確定參與災后重建工作，共募集善款和物資合計10.49億元人民幣，這個數字還在不斷地增長。

    距離地震發生一個多月過去了，一道相同的問題擺在了每一家手握愛心善款的基金會面前：錢怎么花？汶川、玉樹、舟曲……每一次傷痛過后，公益組織都在為這個問題試圖尋找答案。“錢要花得有效，而不是越快越好。”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對記者說，這也是多家公益組織形成的共識。

    那么何為有效？“社會組織之間首先要有效協商溝通，形成共識，再在政府的統一規劃框架下做出自己的選擇，只有政府和社會組織協同作戰，才能把錢花在刀刃上。”劉文奎如是說。

    一次嘗試：政府設立接口

    地震剛剛發生時，往往也是志愿者和社會組織潮水般涌入災區的時候，如果不能對這些力量進行有序疏導，那么可能造成負面效果。汶川地震后，四川省也在思考這個問題的解決辦法。在四川省委書記王東明的直接推動下，政府部門對接公益組織的工作在雅安地震之后迅速展開，這項工作交由共青團四川省委來負責。

    最先建立起來的是抗震救災社會管理服務組聯絡組，但是馬上，一個聯絡組已經不夠承載工作需求，于是4月28日，由共青團四川省委牽頭的雅安抗震救災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服務中心，在蘆山街頭的雨篷中成立。它代表著四川省政府正式建立起一個與社會組織對接的接口，同時提供服務和有序引導。

    “當時除了做好保障和補給，我們還要做三件事兒，第一是報備，來的社會組織要在我們這里登記，能做什么、要做什么、有什么資源，第二中心來進行有序派遣，第三是將災區的需求集中形成項目主動去找社會組織對接。”共青團四川省委副書記江海對《公益時報》記者說。

    江海回憶起震后的蘆山中央大街很是感慨，“所有的社會組織和志愿者在大街上搭起一溜小帳篷，有的條件也比較艱苦。”于是，中心的負責人帶著志愿者一個一個帳篷走，告訴社會組織新成立的這個中心是做什么的、能為大家做什么。“當時我們為很多志愿者提供網絡、電源、飲用水和最新的消息，他們就非常感激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搶險救災的志愿者逐漸離開，留下的是專業化、組織化程度比較高的社會組織，“這些組織所需要的就是更加深度的服務了，不僅僅是一杯水、一個電源、一點信息，他們需要的是知道災后重建中政府的規劃，他能不能參與進去。而且，他們需要一個穩定的、可以投入災后重建的辦公場所。”

    面對這個問題，共青團四川省委為服務中心在雅安市免費提供了一個5000平米的辦公場所。5月4日，雅安市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服務中心一邊裝修，一邊開始投入緊急的招募和信息發布工作中。

    “光有中心還不夠，還要有一個體系，在各個縣都要建中心，鄉鎮建立服務站。”江海說。于是，蘆山那個曾經的“雨棚辦公點”也直接變為蘆山縣的服務中心。截至目前，雅安市已在一區六縣建立起7個服務中心，負責政府與社會組織的專門對接、承載為社會組織提供服務的職能。

    隨著災后重建工作的逐漸啟動，中心所能擴展的職能范圍也在加大，目前，雅安市服務中心已正式入駐壹基金、青基會、扶貧基金會、云公益、友成企業家等20多家基金會、公益平臺，接收報備信息270余家。

    各家社會組織之間的交流協作所產生的能量也在發揮著疊加效應，服務中心將各家信息集納后向抗震救災總指揮部每天一匯報，特事特報，同時收回前方的消息和項目進行發布。

    再說長遠一點，江海希望災后重建幾年后，這里能培養出一批本土的NGO。“就像一個孵化器，雅安的草根組織和志愿者們跟著這么多有經驗的基金會交流活動，也會得到成長。”

    一次集結：社會組織協同作戰

    政府留出了接口，意味著向社會組織拋出了橄欖枝，與此同時，社會組織內部也在發生著變化——結束單打獨斗、各自為戰的時代，協作溝通，統一發聲。

    “汶川地震之后，我們都覺得做得挺辛苦，和地方政府溝通挺費勁，成本也挺高，最后還是各做各的。”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劉文奎對《公益時報》記者說。

    “那時候就覺得行業之間要溝通，和政府之間要建立一個好的對接機制，這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要各家社會組織集體發聲。道理很簡單，今天一個明天一個，每家基金會都去找政府部門，想想就知道他們的工作量，而且他們也搞不清楚你們誰是誰、都是做什么的。”

    地震發生后，劉文奎與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秘書長涂猛、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秘書長楊鵬、南都公益基金會秘書長劉洲鴻、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執行秘書長竇瑞剛幾個人在雅安碰了個面。

    共識早已達成，至于行動就在地震后實踐吧。“這五家先成立個簡單的協調會，先把事兒做起來，同時吸納更多的社會組織。這個協調會就是行業內部先溝通好，災后重建過程中有需求和問題統一提出。至于協調會的以后怎么走都慢慢來。”劉文奎說。

    在汶川和玉樹的打亂仗，地方政府沒有積極性，同時公益組織資源也沒有得到很好的配置和最大化利用。社會組織協作意識的產生和協作機制的嘗試，正在試探改變災難面前各自為戰、一盤散沙的局面。

    一次碰面：為了加深了解

    在蘆山地震接受的社會捐贈中，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三家所持善款約占整體的40%，同時他們的所長又不在緊急救援階段，針對災后重建的實操型項目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所以資金流向也主要針對災后重建。

    5月20日，由中國扶貧基金會、四川省社會科學院主辦，四川省扶貧和移民工作局、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四川4·20蘆山地震災后重建研討會”上，雅安市及各縣鎮領導，當地NGO組織者、志愿者，雅安市社會組織和志愿者服務中心負責人等多方進行了碰面。

    會上，四川省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發展規劃處處長鄧超在做完災后重建總體思路和規劃的主題報告后就離場，留下各家基金會通報自己一個月來做了什么、未來能做什么以及對政府的期待，同時，中國扶貧基金會發布災后重建需求評估報告。

    這些頗有點自報家門意味的匯報究竟是做什么，列席的公益領域從業者各有各的理解。在幾家基金會眼中，主要目的是為了臺下一部分聽眾。“了解了發改委的大致方向后，其實對于我們來說，最主要的，還是受災縣、鎮一級的政府要知道我們是誰、我們要做什么。”劉文奎如是說。

    在對政府的要求和期待中，劉文奎直言不諱地指出“尊重社會組織的獨立性，就是保護捐贈人的獨立性”。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新協力工場總干事賀永強拋出的問題是：“盡快出臺相關規劃，其中政府能拿出多少錢，資金缺口有多大？”

    這是兩個有點尖銳卻又不能回避的問題。地方政府大多并沒有近距離接觸過社會組織，“地方最大的誤區，就是錢，會認為基金會的錢應該納入政府的統一規劃。”劉文奎談起汶川和玉樹的經驗這樣說。

    會議最后，在場的各縣級、鎮級政府負責人每個人都說了研討會后的感想，雖然對于這么多家組織的名目和類型有點發懵，但是至少認識在加深，雙方的合作在向前邁進。劉文奎說，“今天的目的達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