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木蘭

    近日，北京光華慈善基金會（以下簡稱光華基金會）與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常州市教育局共同啟動了“萬事達卡-光華”公益創業行動。萬事達卡國際組織向光華基金會捐贈5萬美元，通過與常州市教育局和常州地區職業技術學校的合作，支持職業技術學校開展創業教育工作。

    發布會舉行的前一天傍晚，光華基金會秘書長于秀紅從泰州趕到常州，她已經連續出差一個禮拜，發布會結束后，又馬上乘坐高鐵前往南京。江蘇省是全國職業教育發展最完善的地區之一，因此光華基金會的大部分項目合作伙伴都分布在此。

    早在一年多以前，于秀紅的日程安排遠沒這么緊張。“那時主要和項目執行方溝通，像各地教育局、學校或者一些司法部門，基金會的資金幾乎都來源于‘光華控股’，不需要去接觸其他捐贈方。從去年開始，理事會開始要求基金會有自籌部分，工作人員的工作也就相對多一些。”據于秀紅介紹，光華基金會理事會規定，從2012年初至2016年底的5年內，基金會需逐漸增加外籌資金在捐贈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具體以每年10%遞增。也就是說截至2016年底，該基金會需自籌的資金比例將達到50%。

    2005年4月，光華基金會由北京光華長安大廈捐資200萬設立，通過幾年的項目摸索，在2007年進行了戰略調整，確定了沿用至今的資助方向：致力于在中國“普及創業教育、創造積極人生”，為中國職校學生、服刑在教人員和社會弱勢人群提供創業教育機會。截至2012年，累計培訓學生近13萬人，149名校友成功創業。

    資金申請上，光華一直采取的做法是：在每年年底，按照項目開展的規模和需求制定下一年工作計劃并提出預算向集團申請。次年1月，預算通過，集團撥款，項目實施。2013年，基金會支出預算與2012年基本持平，都在500萬左右。對于于秀紅來說，就意味著要比去年增加50萬的自籌資金。

    “去年，紐約證券交易所基金會和安永會計師事務所支持了我們的創業精神大賽，因此完成了10%的任務，今年到目前為至，確定的捐贈有萬事達的這5萬美金和另外一家國際服裝品牌的5萬美金，應該到年底完成100萬沒有問題。”于秀紅告訴記者，由于光華基金會是企業基金會，做的又是發展型項目，在募款上存在一定難度。“別人會說，既然你是企業基金會，向你們企業要錢就好了啊，為什么還跟我要？另外發展型項目本身就不像慈善類項目那么容易觸動人。而大型的跨國企業視野會更開闊一些，對企業家精神和創業精神的認同度會更高，所以現在外企是我的主要籌款對象。”

    2013年4月，光華中國顧問委員會會議召開，紐約證券交易所北京代表處、麥肯錫公司、安永會計師事務所、萬事達卡國際組織等6家單位成為首屆會員。會員代表除了需要每年至少參加兩次光華基金會會議，提出合理性建議外，還必須每年提供至少1萬美元的捐贈。這也成了光華基金會一個新的捐贈收入渠道。

    面臨的問題

    有著留學背景和境外NGO工作經驗的于秀紅善于和外企打交道，但她也不得不承認，花外企的錢太難了。每一筆支出必須事無巨細地按照對方的要求和格式填報。“我們機構本身就比較傾向于外企的工作模式，但偶爾也有員工會力不從心。”

    人力是讓于秀紅倍感困擾的難題。尤其是有了自籌的要求后，她更是迫切地感覺到基金會需要招人。“隨著項目點的增加，工作量變得越來越多，壓力也會更加大。最重要的是機構此前沒有過籌資官員崗位的設置，而現在必須要增設這樣的崗位。”基金會共有全職員工14人，除了秘書長外，主要分為創業教育部門和綜合項目部門。

    但招聘信息掛了大半年，于秀紅一個合適的人選都沒碰到。“基金會本身對人員素質的要求就高，要求有能力有熱情，認同基金會理念，還得有體力，因為現在項目點在各地，肯定避免不了出差。行業里本來專業的籌資官員就不多，做得特別好的流動性也不大。”于秀紅坦言，在整個非公募基金會領域，光華基金會的薪酬是中等水平，單從薪酬上考量，不具備吸引人才的特別優勢。

    “尤其是去年民政部門對行政支出有了更嚴格的要求，在人力成本上更需要控制。大幅度提高薪金要求也是不現實的，只能通過上升空間和渠道等方面來增加吸引力。”

    除了人力外，自籌要求給于秀紅帶來的另一挑戰是關于項目規模的控制。“今年是第二年，這方面的影響還沒有顯現出來，因為畢竟需要籌措的資金比例還不是很大。但我不確定在幾年后，這個比例上漲到一定程度，在我需要擴大項目規模，向集團申請更多的資金支持時，會先考量我自己的那一部分是不是能募到。”

    企業家的考量

    事實上，雖然自籌的要求給于秀紅帶來一些壓力，但從長遠角度考慮，為了增加平臺的開放性和機構的獨立性，她愿意接受這樣的挑戰。“我們理事長實際上是很開明的，在企業基金會里，光華算是獨立性比較強的。他也是從可持續這樣的一個角度判斷，提出了這樣的想法。”

    而對于企業基金會自籌的行為，泛海基金會高級項目經理譚紅波卻并不十分認同。他認為有一到兩家明確企業支持的基金會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企業基金會，企業基金會的收入主要應來源于兩個方面：一是來源于發起成立的企業；二是基金會的投資團隊對資產投資獲得的投資收益。“像泛海、安利、凱峰……這些是企業基金會。而友成、阿拉善等是企業家聯合基金會。我不贊成企業基金會去自籌，它一定程度上與企業家成立基金會的初衷不太一致。”

    提到企業家成立基金會的初衷，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對此早有分析。他認為企業成立基金會的動機主要分為三種：一是“急功近利型”，在捐助過程中注重換取實際利益；二是“公司發展戰略型”，雖無短期的商業目的，但希望借此提升公司形象；三是“公共利益型”，不謀求任何公司或個人直接或潛在的商業利益。

    “單純為了公益目的而成立的企業基金會很少。企業成立基金會都有一定的目的性。”譚紅波說：企業在成立基金會之初，第一筆捐贈是在計劃范圍內，沒有壓力，但時間一長，這種基金會資金來源的單一性會給企業帶來另一種壓力：根據相關政策，企業發生的公益性捐贈支出，在年度利潤總額12%以內的部分，準予在計算應納稅所得額時扣除。“所以企業家會考慮我到底要不要多捐，是不是要一直這么捐贈下去，是不是考慮進一些其他的資金到基金會來。”

    “還有的企業家認為自己有很多資源，覺得可以攏到一起做這樣的事情，也是成立基金會的動機之一。但時間久了，項目沒做好，很多捐贈是看在面子上的一錘子買賣，資源都用掉了。就也開始讓員工去開拓資源，去募款。”譚紅波介紹，據其了解，有很多企業沒有對其基金會明確提出自籌的要求，但也會通過減少對資金捐贈、增強對基金會的控制等其他手段“暗示基金會自己想辦法”。

    “我也不是完全不贊同企業基金會籌資，光華項目做得好，能籌到錢，這是無可厚非的。對于基金會的獨立性上也有好處。而一些基金會只說不干，浪費了平臺。”譚紅波補充說。

    相關鏈接

    據《中國企業基金會發展報告》(2012)顯示，自2004年我國《基金會管理條例》正式實施起，截至2011年，國內的非公募基金會已達1279，而企業及企業家發起的非公募基金會為285家，2010年末總資產為36.4億元，占非公募基金會總量和總資產比例分別達到22.3%和16.7%。

    在2012年3月舉行的第十三次全國民政會議上，民政部表示將加快社會組織登記管理體制改革，已經在一些地方并將在全國下放非公募基金會審批權、異地商會審批權等，促進行政效能的提高。各省開展市級非公募基金會登記試點，本報記者在調查中發現，各地方登記的非公募基金會多以企業基金會為主，企業基金會的數量仍在不斷攀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