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卡耐基基金會前主席說過：慈善事業要有玻璃做的口袋。在美國紅十字網站GOVERNENCE（治理）一欄，公布了數十頁列出開支明細的財務報告和審計報告。而小額捐款人在中國紅會官網上卻只能查詢善款是否到賬，對善款流向和使用情況則一無所知，審計署每年也只對政府撥款一項進行審計。

    在英國，公眾對公益機構信息披露的要求不亞于上市公司。在樂施會網站上，公眾可以實時了解善款的使用比例：43%用于開發項目，36%用于緊急救援，9%用于倉庫管理，5%用于宣傳倡導。另有7%募資費用，其中1英鎊可以產生5英鎊的回報。與此相對，樂施會中國辦公室最近通過中國發展簡報網站招募志愿者負責財務管理，從側面反映出財務管理在中國公益機構中的邊緣狀態。

    在中國，大型基金會通常設有專職財務人員，但多由企業財務轉崗而來，對基金會管理相關法律法規缺乏了解，許多情況下難以對會計科目做出準確判斷，此外，人員配置與工作量之間也存在不匹配。而草根公益組織則往往返聘企業退休財務人員做賬，日常管理則由并不具備會計專業知識的行政人員負責，賬目之間缺乏銜接。在某些高校的研究院和研究中心，甚至由在校大學生掌管著項目的財務管理。

    公益組織屬于非營利機構，款項來自社會捐贈，按照國際慣例，理應采取最為嚴格的財務管理制度，“安然事件”后美國公益組織紛紛比照“薩班斯法案”完善了內控管理。而在中國，公益組織治理還處于原始階段，制度建設和實際執行雙雙落后。法律層面對公益慈善組織財務信息公開缺少明確規定，只有《基金會管理條例》等行政法規的個別條目有所涉及，且缺乏相應的處罰措施和問責機制。在涉及紅會的相關法律規定中，并無關于財務信息公開的條文。

    據不完全統計，每年中國環保公益組織募集資金近1.2億，加上政府投入總計約2億元。而年初恩友財務對30家環保公益組織進行的調研結果顯示：80%左右沒有配備專業財務人員，且依然停留在手工記賬階段，只有6%公開財務信息。中國公益組織的財務管理情況，由此可見一斑。

    2012年底中國兒慈會因小數點事件遭受洗錢的質疑，凸顯了中國公益機構財務管理的亂象。由于理事會和監事會層面財務專業人士的普遍缺失，管理層面財務意識的普遍淡薄，實操層面財務技能的普遍薄弱，財務造假這種治理上的嚴重違規，某種程度上甚至已經成為中國公益組織通行的潛規則，例如虛報人員報酬和差旅費、虛增采購款項、以A項目的經費用于B項目、購買發票作為報銷憑證等，都不是個別案例。  

    因此不難理解，對于中國公益機構財務管理不規范的質疑和批評由來已久，西方的資助機構甚至總結出了一套辨別中國公益機構財務造假的指南，并輔之以日益嚴苛的財務報告制度。企業和民眾對缺乏透明的基金會和公益機構也正在失去耐心，越來越多地選擇了直接捐助和實施項目。于是在雅安救災現場，我們看到一方面企業和民眾愛心滿滿，紛紛組織物資趕往災區，一度甚至堵塞了交通；另一方面，“惜捐”甚至“抗捐”令不少基金會遭遇尷尬。

    許多人可能寄希望于基金會和公益組織能夠主動改善治理并對公眾披露相關財務信息，但目前各行其道缺乏統一標準和問責制度的信息披露，很難說具備多少實際的價值。如果不從監管層面出臺行之有效的法律法規，公眾的美好愿望難免不會落空。

    新加坡的前車之鑒也許為我們提供了路徑的參考。該國歷史上發生多起慈善丑聞后，迫于公眾壓力修改《慈善法令》，借鑒企業管理模式建立慈善理事會并設全職慈善總監加強監管和信息公開，同時對慈善機構從事商業活動做出規范，繼而在2011年出臺了慈善組織會計準則。

    公信力是公益組織的底線所在，財務不透明則無公信力可言。因此，在雅安地震中被多捐了三五斗的機構，完全不必陶醉在五十步笑一百步的竊喜中，對于許多自身尚不具備執行能力或者因為條件所限難以親臨災區現場的捐贈者而言，他們只不過在魔鬼和大海之間做出了一個無奈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