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組織保證信息透明、提高透明度以滿足公眾以及受助方知情權的需求是必然趨勢，無論是中民慈善捐助中心的“中國慈善透明報告”還是由基金會中心網發布的“中基透明指數（FTI）”，都只是推進公益慈善領域透明的第一步。

    鑒于現有的2000多家非公募基金會中賬目不清，被輿論批評將公益慈善行為視為公關和洗錢的手段，中國公益慈善完全透明還任重道遠。究其根源，是由于中國慈善法律法規的不健全，以及信息披露尚屬自愿行為并無強制約束，從而導致公益組織因怕其“透明的信息”引來更多公眾質疑而拒絕披露；很多中小型公益機構也有因注冊身份“非法”，不得已采用其他途徑和財務方式運作公益項目；中小機構另一方面也很難承擔因披露信息所產生的人力和時間成本。上述阻礙令慈善信息自由披露難上加難。一方面在等待慈善機構信息透明逐步立法外，還必須加強推廣并充分鼓勵機構的自愿信息披露行為。

    類似于中民慈善捐助中心的“中國慈善透明報告”或者基金會中心網發布的“中基透明指數（FTI）”由第三方機構或者政府來倡導信息透明無疑利于整個公益行業透明度的提升，但更應該通過由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向行動，即提升公眾認知，由捐助者、個人或者公眾主動對捐助信息采取負責和問責的態度，以及加強立法，由法律方面的強制手段，即來提升公益慈善組織的信息透明度。

    慈源團隊于2010年參與了最初期的中民捐助慈善中心設計的《中國公益組織信息披露指南》（后被稱作《中國公益組織信息披露指引》，簡稱《指引》），為現有的“中國慈善透明報告”評估體系提供了最初的框架，以及歐美國家慈善透明信息披露的最佳實踐。通過對比歐美慈善信息披露狀況，我們發現中國的慈善行業的信息披露有以下特點：

    缺少具有強制力的法規約束

    在慈善信息透明度意識較高的歐美國家，當信息披露成為常識和基礎，公眾對信息披露的考量是機構運營的效率和執行力，而且公眾對慈善信息的披露已經不完全滿足于直接從機構或其網站中獲取，越來越多的大眾更傾向于搜集來自媒體或者其他間接渠道的信息，對信息進行過濾和分析，并從這些方面判斷慈善組織的執行力，從而產生機構公信力的等級差別。雖然微博平臺以及歷次慈善組織出現的捐贈丑聞提高了公眾對慈善組織和信息透明的認識，但由于缺少具有強制力的法律法規約束，機構在推動信息透明的行動中顯得力度不夠。

    有價值信息披露缺失

    中民慈善捐助中心的“中國公益慈善組織透明評估體系”涵蓋了公益組織的基本信息（如組織的宗旨、工作領域、年檢情況等）、治理信息（如職能部門的設置情況等）、業務信息（如募捐活動、項目信息等）和財務信息（如人員薪酬、審計報告等）等四個方面的信息。其中，財務信息一直被公眾視為是最有價值的透明信息。在目前法律法規尚不完善的情況下，《指引》所提供的信息披露框架旨在使讀者更加全面地了解公益組織的運營情況，并為公益組織提供信息披露指導，從而進一步完善組織的透明狀況。特別是引導公益機構公開財務信息，如對募捐數額明細以及募捐成本和開支等相關信息的披露則更有助于公眾對組織的執行效率做出正確的判斷。

    中民慈善捐助中心主任彭建梅認為，“慈善組織的信息披露，在基本信息、治理信息、業務信息和財務信息中，基本信息公開情況最好，治理信息的公開情況有明顯改善，但財務信息公開情況仍然相對較差。以2012年的調查為例，在500家受監測組織中，僅有182家組織公開了財務信息，還遠遠達不到公眾對信息透明公開的需求。”

    需加強信息披露主觀意識

    在歐美以及其他發達國家，使用公益組織的信息披露工具和平臺可追溯到90年代。無論在英國、美國、比利時、印度或是以色列都有各自的信息披露平臺以報告公益組織的業務，以透明的信息披露提升機構聲譽并隨時供公眾查找信息。例如，GuideStar是美國最早一家非營利機構作為第三方集中收集公益機構信息的國際網絡，到2010年登記在線的并主動披露機構信息的公益機構多達至5百萬家。通過開展不同方式的培訓或者工作坊以加強或提升公益組織的主觀意識，也應成為公益組織提升透明度的主要途徑。慈源項目在過去的三年中與中民慈善捐助信息平臺以及中國國際民間組織合作促進會合作，為超過200家公益機構設計并提供不同的培訓，幫助機構了解信息透明的重要性和進行信息披露的渠道和方法。

    （商務社會責任國際協會BSR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