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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 閆冰 上海——也許是歷史的積淀和文化傳統使然,令這座素有“魔都”之稱的現代化都市任何時候都更愿意走在改革和嘗試的前端。國內最早的一股“社工熱”便是在上海引發的。 1993年,響應國家民政部開展社會工作探索的號召,上海市成立了社會工作者協會。在初期的摸索過程中,以基層開展社會工作實踐和恢復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為主要標志。 1997年,浦東新區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引進了第一批社會工作專業本科畢業生,充實到基層相關崗位,開啟了社會工作在實務領域發展的序幕。 從內地第一家專業的社工機構樂群社工師事務所在上海誕生,經過十年的發展求索,時至今日,上海市共有從事社會工作相關服務的社會組織115家,其中以社會工作者為主體的專業社工機構66家,包括市、區、街道三級協會13家,社工培訓機構1家,研究評估機構1家,直接服務機構51家,全市具有各類社工職業資質的人數已近1.4萬人。 縱使上海作為中國內地社會工作和專業社工機構運作的第一個試水者,真正的起步和發展也不足二十年,其中有無數社會工作先行者在求索和困惑中決然前行,這其中不乏寶貴的經驗。 初期的政府介入與強勢推進 2004年,在具有官方背景的上海預防和減少犯罪工作體系下“三大社團”成立,這是上海專業社工機構的雛形,也成為上海市社會工作以“政府主導、社團運作、社會組織參與”形式的首次亮相。 上海市民政局社會工作處副處長曾群介紹,上海市政府成立了內部專門的機構來探索“政社合作”模式。“以預防青少年犯罪為例,成立了青少年社區辦公室,掛靠在團市委,它代表政府提出工作目標、落實經費、進行評估,具體的服務交給當時民間的一個民非組織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心。” “三大社團”與當時上海預防和減少犯罪體系配套,各有獨特分工,分別是為社區閑散青少年服務的上海市陽光社區青少年事務中為社區服刑人員和刑釋解教人員服務的上海市新航社區服務總站和進行社區濫用藥物人員矯治的上海市自強社會服務總社。 “因為涉及到司法,所以不能完全脫離政府主導,但從這個模式的設定上,上海市政府當時已經是希望探索政社合作的模式。三大機構也十分強調社工組織的專業性和社工的主體地位。”曾群對《公益時報》記者說。 也正由于政府介入、強勢推進,讓上海在一年內迅速擁有了千余人的社工隊伍,也使得“三大社團”的服務幾乎覆蓋到上海市大部分社區。 但是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上海的社會工作總會被認為是“政府支持有余、自我生存能力不足”,甚至有人質疑過社會工作者是否會湮沒在龐大的行政體系當中而失去自身的獨立性。于是政府轉變角色,從“強勢推進者”向購買服務轉型。 政府購買與機構立項 “隨著社工師事務所多了,以前政府會購買崗位,但是近幾年已經是以項目化的方式來購買服務。不論是財政撥款、彩票金購買還是各級各部門的購買,力度是在明顯地逐年加大的。”上海市社會工作者協會副秘書長郭曉牧向《公益時報》記者介紹。 社工事務所服務的業務和方向由市場來協調,相互競爭、需求決定、市場調節,為了得到財力的支持,社工事務所在項目設計上就要更加貼近需求、更加具有專業性。 “這幾年上海社工引起民眾關注和政府認可,是因為社工介入了很多傳統意義上大家認為社工不會去做的領域。比如社工協會聯合社工事務所,介入信訪工作,就是項目的創新和專業價值的體現。”郭曉牧說。 社工來幫助“釘子戶”?這件事兒真正地讓政府和民眾看到了社工不是義工,也不是獻愛心的志愿者。由于社工的理念和工作方法都不同于政府職能部門工作人員,也不同于簡單的心理輔導,社工工作的落腳點是幫助這些人重建生活秩序。很多人因為信訪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被社會邊緣化,自己的生活完全失控,社工要幫助他們怎么重新回歸生活,然后理性信訪。同時也在社工機構承接相關服務,幫助政府改善接訪質量。 另一個例子是社工機構做臨終關懷項目,開始只是在兩個醫院,到2012年市政府將項目承接推廣,要求全市多家醫院接納社工介入臨終關懷。“這些都是民間社會組織的成功案例,你的事兒被政府跟進,說明改變了系統,比服務幾個人意義更大。上海市政府相對比較開放,也愿意購買創新性的服務。”郭曉牧如是說。 “購買服務項目,是政府轉變職能、將具體的服務交由社會組織承接的政社合作,社工在專業的社工機構當中能獲得專業的支持,專業機構又能夠設計好項目后更好地獲得資金支持。”曾群說。 除了社工機構和組織運作項目吸引政府等購買之外,也可以根據自身專業選擇項目。上海市的公益招投標平臺和公益創投大賽,不論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可以在平臺上發布需求信息。 社工事務所的孵化與成長 以社工事務所為代表的專業社工機構,作為獨立于政府行政體系以外又源于民間的第三方機構,在承接政府購買服務的同時保持社工的自身專業性、獨立性上,無疑是有巨大的作用和價值的。 在2012年剛剛發布的《上海市“十二五”社會工作人才隊伍發展規劃》中,將“實施‘百家社會工作機構成長項目’”列入其中,明確指出,要“完善對社會工作機構的孵化、培育、能力建設等政策”,要“力爭培育100家左右的社會工作專業機構”,要“大力培育發展社工事務所等專業社工服務機構,使之成為社會工作者開展專業服務的主要平臺和載體”。 這條規劃,無疑使社會工作者看到了上海依托專業社工機構來推進社會工作發展的強大決心。上海并沒有讓社會工作成為政府行政體系的點綴,浦東新區社工機構的孵化、集聚、成長頗有借鑒意義。 1999年,浦東新區社會工作者協會在浦東新區民政局以社會團體形式注冊成立,由它作為行業組織來推動社會工作發展。 “當時內地社工行業沒有發展,我們也在探索,一開始是引進人才、倡導社工理念,先讓大家知道社工是什么,然后需要一些載體,于是先是自己做項目,等項目成熟了穩定了再剝離出去成為獨立機構。”浦東區社工協會秘書長國云丹介紹。 (下轉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