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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本報記者 張木蘭

    一個公益項目的歸屬

    “書香中國”抄了“快樂小陶子”？2012年9月12日，中華兒慈會天下溪基金快樂小陶子教育公益工作室（以下簡稱“小陶子”）創始人安慶華在其新浪微博上質疑大學生公益項目“書香中國流動圖書館”（以下簡稱“書香中國”）抄襲其工作室項目“快樂小陶子流動圖書館”，參加“黑蘋果青年社會創新營&青年公益創業扶持計劃”（以下簡稱“大學生黑蘋果”）大賽。在微博上，安慶華將矛頭指向河南省青聯委員、濮陽恩來愛心聯盟秘書長方紅，并向對方發問：兩者有何不同？拿著這樣的項目設計書參加比賽，不覺得難受么？

    “大學生黑蘋果”是由零點青年公益創業發展中心（簡稱YES）發起運作的針對在校大學生的公益項目。通過評選的大學生公益項目將會獲得啟動資金、能力培訓、項目評估、媒介傳播等多方面的支持。啟動資金的數額從3千到3萬元不等。“書香中國”是向提其提交申請的項目之一，由河南師范大學在校大學生謝麗（化名）申報。

    安慶華之所以將矛頭指向方紅，原因在于謝麗是“恩來愛心聯盟”的志愿者，因此，有著一定公益工作經驗的方紅成為謝麗的主要指導老師，參與了“書香中國”項目的設計。在項目設計書中提到，可以利用恩來公益的資源，在具體執行上進行合作。安慶華判斷方紅是抄襲事件的“操縱者”。

    實際上，“書香中國”的項目設計并不復雜，基本沿襲了傳統公益項目“流動圖書館”的模式：由公益機構募集善款或圖書，集合志愿者定期為城鄉少年兒童以及打工子弟提供以繪本為主的課外讀物。

    2012年6月13日，“大學生黑蘋果”項目面試，“書香中國”并未獲得組委會支持。隨后，安慶華通過YES項目官員凌靖得知此事，閱讀其設計書后，認為其有抄襲嫌疑。

    9月27日，安慶華又一次在微博上表明態度并提出訴求：第一個訴求是確認書香中國流動圖書館項目抄襲快樂小陶子流動兒童圖書館項目；第二個訴求就是確認抄襲主體，并要求得到抄襲主體道歉；第三個是抄襲主體承諾不再利用該項目進行任何形式的籌款活動。

    對于安慶華的說法，方紅和謝麗均不認同。方紅對《公益時報》記者做出了三點回應：第一，該項目是幫助大學生參加黑蘋果大賽的一個公益項目，作為老師應該支持鍛煉孩子；第二，“書香中國”這個項目中最核心的一點是使用社會企業可持續的方式來做，項目本身具有造血功能，通過義賣、夏令營等模式來自造血，而不是用完基金會的支持后彈盡糧絕，這是區別于“小陶子”的最重要一點；第三，兩個事情沒有任何利益沖突，公益組織的領導者應該以寬闊的胸懷支持更多大學生。

    同時，方紅表示，“擺書攤”的方法并非“小陶子”一家獨有，沒有涉及到專利的概念，談不上抄襲，自己不會道歉。

    謝麗雖然向記者坦言在項目設計時分析過“小陶子”的案例，但也堅持：“做任何項目都會有借鑒，查找相關資料，‘小陶子’是一個優秀的案例，我們想吸取其成功經驗，進行改進與創新，并沒有所謂的‘抄襲’。”

    追究還是鼓勵？

    拋開“書香中國”對“快樂小陶子流動圖書館”的借鑒是否構成“抄襲”不談，實際上，類似的爭端絕非個案。近幾年，為了鼓勵大學生群體積極參與公益活動，眾多針對在校大學生設計的公益項目的評選活動層出不窮，也出現過學生團體直接復制公益組織成熟項目進行參賽的現象。

    北京紅丹丹教育文化交流中心（以下簡稱紅丹丹）主任鄭曉潔告訴《公益時報》記者，單單在“益暖中華”比賽中，就有不只一支團隊運用了紅丹丹的現有項目中的概念。“都不是借鑒的概念了，因為項目名稱就用的我們的——假如給我三天黑暗。”

    “益暖中華——谷歌杯中國大學生公益創意大賽”是由谷歌發起，通過征集公益創意、資助獲獎項目的形式，來倡導大學生積極投身社會公益的比賽。

    “假如給我三天黑暗”是體驗式項目，通過正常人對盲人生活的體驗，來呼吁更多的人關心盲人群體。鄭曉潔告訴記者，紅丹丹作為一家致力于用聲音解說技術為視障人提供無障礙文化產品服務，倡導社會為視障人群提供融合性支持環境的NGO，早在2005年就已經推出該項目。

    與安慶華的反應不同，鄭曉潔并未追究參賽學生的責任，甚至沒有與其正面溝通。“一是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掰扯這件事，二是我不認為責任在于參賽選手，而是組委會。”鄭曉潔認為，這種事情的發生，關鍵看大賽主辦方的態度，堅持什么樣的原則：“主辦方是可以控制的，比如設計一個評比的條件，一旦發現項目是抄襲，那么就取消你的評比資格，用這個來制約參賽選手”。

    針對鄭曉潔的建議，YES總干事沈旻回應，“大學生黑蘋果”是比較開放的項目，因為沒有遇到過這樣的情況，所以在參賽流程上并未進行相關規定。

    沈旻表示，“大學生黑蘋果”鼓勵學生針對現有的社會問題進行分析，然后進行項目設計。“可能有的社會問題公益組織沒有發現，大學生們就設計出了一個全新的項目；但有的社會問題，公益組織已經在干預，那么我們鼓勵學生去做一個模仿，從那些成熟的案例中獲得啟示，模仿也是一種路徑，通過模仿那些成熟的項目，在自己的家鄉或者讀書本地，動員社會力量去做這樣的改變，是好事情。理論上，我們不認為會對其它組織造成什么傷害，我們也不會允許不合適的行為出現。” 

    沈旻向記者舉例，一支大學生團隊就借鑒了“免費午餐”在新浪微博的推廣模式，最后得到了企業的支持。“這沒什么不妥，目前大學生在項目設計的創新性上還有一定限制，把成熟案例中好的東西拿過來，改良成他們易操作的模式，我們鼓勵這么做。”

    對此，鄭曉潔也強調，要對借鑒者的目的進行區分。“你要看他拿了你的東西干嘛，我相信大學生一般都是沒有什么惡意的，他用了你的項目，拿了錢去做了幫助人的事，這我很高興。但如果你用這個去掙錢、去滿足自己的利益，那我肯定是不允許的，我會站出來指控。”

    而針對“書香中國”和“小陶子”的抄襲門事件，沈旻則強調，“書香中國”沒有得到YES的支持，她本人對于兩個項目的重合度并不十分清楚，無法進行評判。

    品牌的意義大于專利

    事實上，除了大學生會借鑒公益機構的項目外，基金會、草根機構、企業等公益主體之間也常常相互借鑒。在公益行業里，就有很多類似項目的存在。

    食品安全問題曝光后，安利、九陽等多家企業都推出“愛心廚房”項目。2009年，中國扶貧基金會推出關愛貧困地區及災區小學生的“愛心包裹”項目后，各種包裹類項目又相繼涌現：中國婦女發展基金會推出的“母親郵包”分100元的“母親貼心包”和200元的“母親暖心包”兩種，內容是貼近貧困母親需求的日常生活用品，家庭小藥箱、衛生巾、牙膏、洗衣粉、毛巾、毛毯、圍巾、馬甲、手套等等；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推出的“愛心營養包”是針對0—3歲幼兒的輔食營養補充品；壹基金的“孤兒溫暖包”中則包括過冬衣褲、棉靴、書籍和愛心日記本……這些包裹類項目在產品招標、捐贈方式甚至郵寄渠道上都非常類似。

    這些相互借鑒的行為，是否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公益行業創新性不足？是否可以認定為“抄襲”？還是應鼓勵更多地復制？公益主體究竟應該秉持何種態度？對此，中民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劉佑平認為：從全球角度看，我國現在公益慈善事業發展水平很低，組織總量不夠，人才不夠，組織創新當然受了限制。“但也不能一概而論，一些新成立的的組織，甚至一些草根組織，都可能創新能力強一些，一些傳統的機構，因為新的領導團隊，也可能提高創新能力。”他補充。

    而對于所謂的公益項目“抄襲”一說，劉佑平則認為如果從中國公益慈善事業的發展階段來說，當下不要過于糾結于此：“因為一個好的項目能被人家復制，我個人覺得都是好事；但從公益組織發展角度來說，我們的公益組織要克服簡單的山寨心態，致力于項目創新，山寨只能產生產品，卻永遠無法生成品牌。”

    同時，鄭曉潔則建議應一分為二地分析，項目設計要將公益創新和服務模式區分開：“如果是服務模式，那是可以復制的，并且復制得越多越好，這樣可以通過不同人的推廣，服務到更多的弱勢群體；而公益創新，則是有專利有產權的，你復制當然就是抄襲。”她舉例：比如為貧困山區的孩子蓋學校，這就是服務模式，誰都可以蓋，但學校蓋好了，用什么樣的課件，這個課件就是創新，不能隨便用。

    為了更好地維護自身權益，鄭曉潔鼓勵公益組織將一些特殊發明申請專利。據了解，今年4月，中國建設銀行北京市分行推出國內首款金融助盲卡“助盲識幣簽字卡”，就由紅丹丹設計，并已經向相關部門申請了專利。

    而對于項目專利權，劉佑平則認為意義不大，“這是一個總量不夠的時代，講品牌意義，大于講專利的意義。這兩者有關聯，但仍然有差別。專利是唯一的排他的，而再好的品牌也可以被人家學習和模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