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劉麗波

    作為經濟社會的微觀細胞，企業履行社會責任不僅可以促進企業自身更加穩步健康地發展，同時也能為宏觀經濟注入更多的樂觀因素，從而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和企業家正在社會責任方面做出更多努力。

    近日，出席企業社會責任亞洲峰會2012年會的著名經濟學家、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茅于軾對“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責任企業”發表了自己的看法。

    《公益時報》：您怎樣看待企業肩負的社會責任？

    茅于軾：七八年以前，我頭一次聽到“企業社會責任”這個名詞就非常感興趣。這么多年下來，“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有很大的發展，它也是一個越來越大的國際性話題。

    什么是企業的社會責任？我覺得我們首先要認識到所有的企業都要有公益性，就是都對社會做出貢獻。因為在一個市場制度的安排下，企業是要賺錢的，它想賺錢，首先就要為社會或者是為老百姓做出貢獻，賺錢的方法就是滿足人的需要。

    我們在社會上享受到的所有的服務，一部分是政府提供的，還有一大部分就是企業提供的。我們能有一個很好的生活，就是因為有這么多的企業在為大家服務。從這一點看，很明顯，企業都有社會公益性。

    如果企業賺很多錢，會捐款，會做環境保護活動，或者幫助有困難的人，我覺得是錦上添花。企業的本分是創造財富，只有那些經營得好、賺錢多的企業，有能力用自己的利潤返給社會。

    企業的社會責任，不言而喻要賺錢，不言而喻要守法，也需要講道德。講道德是有成本的，但是講道德也是有收益的。我們要注意的一個現象，就是不良的企業花很大的錢搞公關，以慈善作為幌子欺騙老百姓。

    企業行為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雙贏。企業賺錢，并為社會創造財富。當然,企業不能為賺錢而損害環境。

    《公益時報》：您如何看社會企業的概念？

    茅于軾：我之前說了，企業都有社會的公益性。既然如此，為什么還有一種企業叫做社會企業呢？因為這些企業不但有一般的公益性，還有一些特別的地方。有的對環境保護做出貢獻，有的對弱勢群體有所幫助，比如低收入者、殘疾人或者婦女。我認為這些社會企業應該得到特別的幫助，國家和社會要幫助它們成長起來。

    社會責任企業的特點是它不但提供產品，還要投資于社會責任。據我所知，在發達國家有很多投資，有專門投資社會企業的。在中國，這類投資還不夠發達。其實有很多有錢的人，他愿意做一些對社會有益的事，但又不希望把自己的錢花掉，至少能夠保本，最好還能賺一點。這樣的錢應該把它收集起來，加以發展，應該吸引更多有錢人，把錢用到社會企業投資這方面去。

    《公益時報》：您認為社會企業可以分紅嗎？

    茅于軾：社會企業應不應該賺錢？賺了錢要不要分紅？對這個問題，據我所知有很大的爭論。我的看法是：首先，既然是企業，一定是通過提供產品或者服務賺錢的，一定是雙贏的。第二，為什么要有社會企業呢？因為這種企業對社會有好處，我們希望更多的人都參與進來。所以我認為可以分紅，因為分紅能夠鼓勵更多的人參與到公益性的企業，即社會企業中來。不但參與了而且還賺錢，這樣可以可持續地發展下去。

    《公益時報》：您怎樣評價中國企業家群體對社會責任和社會公益事業的參與？

    茅于軾：中國的企業是從無到有的，改革開放以前沒有企業，只有機關、工廠。有了企業就有了企業家，他們能賺錢，而且把事也做成了。二三十年下來，確實有很多很成功的企業家，賺了很多的錢。但是中國企業家跟美國企業家有所不同，他們賺錢有很多壓力。

    我寫過一篇文章，叫“為富人說話，為窮人做事”。企業家賺錢有他的道理。有些企業家做社會責任方面的事業，有點兒迫于輿論，說我有原罪，我就贖點兒罪。另一方面，很多企業家害怕露富，比如說汶川地震捐款，有的企業不希望寫名字。再比如我所在的天則經濟研究所，是一個非營利機構，沒有財源，就靠捐款。但是很多企業家捐款時要求不要說他的名字，也不要說他的企業。這說明他們有顧慮，這是中國社會妨礙企業社會責任和社會企業發展的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現實是，在發達國家，做社會公益是一個很專業的事。所以，有很多NGO幫助企業做這些事。企業要做自己的業務，不可能專門做社會公益，所以企業往往是出錢讓NGO來做，這個做法是社會分工的必然結果。但是中國的情況是，NGO成長很困難，這就造成企業做社會責任時遇到各種障礙。

    我認為要解決這些問題，首先要讓企業家賺錢，理直氣壯地賺錢，我們的社會要保護企業家。同時，政府要幫助NGO成長，讓他們來幫助政府、幫助企業來做社會公益，這是非常關鍵的。

    《公益時報》：您認為公益創新的推動力量來自哪里？

    茅于軾：公益創新在中國還是比較新的概念，有很多機會需要大家探索。

    首先，誰去做公益創新？應該由機構而不是單個的人來做，單個人很難做。這個機構是什么機構？公益創新應該由NGO來做，它不是消費者、不是企業，也不是政府，而是非政府、非營利的機構，由這些機構來討論，有什么事情政府沒做到的，它們可以幫著做、如何做。社會需要就是公益創新，這個空間非常大，可以做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