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閆冰

    “為保證救災物資和車輛能盡快抵達災區、保持道路暢通，昭通通往彝良的道路實行了交通管制，只有救災車輛能通行。就在我們的車輛登記時，一個眼睛紅腫、滿臉焦急的學生扒著窗戶問我們能否搭車。他是昭通一中的學生，老家在彝良洛澤河鎮，家里電話不通，老父親獨自在家。他的同學去他家看過，房子已經倒塌但沒有看到他的父親，他想回家但客運大巴已經取消。我們帶上了他，他一路上都在說謝謝，但可以看得出來眼淚一直在他眼眶里打轉。途中他接到了電話，好消息是，父親平安……”

    這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助理王軍和同事們的“云南彝良救災日志”，日志發布在官網首頁，記錄著他們每天的工作動態、災情最新進展、物資調配發放情況、資金使用明細等。從2008年四川汶川特大地震到2010年青海玉樹地震，再到“9.7”云南彝良地震，每次有特大自然災害發生，王軍都要第一時間沖到最前線。作為幾次大災救援的親歷者，他笑著說，經過幾年的歷練，扶貧基金會有了一套完善詳細的應急機制和工作流程，所以在面對大災大難時“成熟了，也淡定了”。

    評估籌款同步進行

    中國扶貧基金會秘書長助理秦偉介紹：“當時得知消息后，根據受災情況、當地貧困程度、扶貧基金會現有的資源等，我們第一時間啟動了應急響應機制。當晚知道死亡人數攀升的時候，我們就決定派人過去。”

    此次云南彝良發生地震的當晚中國扶貧基金會就召開緊急會議，第二天當時距離災區最近的工作人員就已經趕往現場，進行災情的快速評估工作、了解當地災民需求。同時基金會啟動災難應急響應機制，通過自己的網站和媒體發布捐款倡議、開通捐款渠道、開始逐級動員，調配了100萬元的救災物資送往云南彝良災區，其中包括10萬元在當地采購的物資。

    可以說，現場災情評估、了解需求、消息發布、籌款、調配物資、捐物等一系列事情是在同一天內同步進行的。

    王軍回憶起當年的汶川地震，他坦率地說：“去的時候，大體有個初步的想法，但是當時具體要做什么還是不太清楚，所以我們很多事情都是現場拍板決定，現在想來，那是一次練兵、是摸索中前進。”

    4年之后的云南彝良，王軍和另一位工作人員趕赴現場時候，快速評估、聯絡當地政府和扶貧機構、向總部發送物資需求等工作，先前的同事一個人就完成了很多。“我們已經有了完整的災情評估準則和工具，有了到達災區后的詳細工作流程，每一步都有完全的流程和參照，物資的采購也有現成的標準和合同，所以工作有效率、心里有底。”王軍說。

    據9月17日扶貧基金會階段性救援工作報告發布會公布的數據，截至16日，扶貧基金會共計收到捐贈款物總價值701.8萬元，其中物資捐贈價值225.9萬元。

    準備工作保障救援及時高效

    2003年的時候，中國扶貧基金會就成立了緊急救援項目部，但成立之初，部門可以算是一窮二白、缺資少物。

    “2002年雪災發生后，我們籌到物資很興奮，可是送到老鄉手里都過了1個多月了，已經失去了緊急救援的意義。所以那時我們就在思考怎樣使準備工作更加完善，那就是工作要提前。”秦偉說。

    于是，基金會做了這樣幾件事。

    在民政部的天津物資儲備庫租用部分地方，常規年份有幾千萬元的物資儲備，包括衣物、毯子和衛生包等易于儲備的救災急需物資。

    因為基金會大部分資金是以項目為核心的定向籌款、專款專用，所以為突發性自然災害留有預算但是不會很大，這就體現出儲備庫的存在價值。此次云南彝良地震后，扶貧基金會就在第一時間從儲備庫向彝良緊急發送了衛生包。

    建立了強大的網絡，包括扶貧系統的聯絡網、企業個人的捐贈網絡、各地的信息采集網絡等。“我們第一時間到了之后，能找到自己的依托點，就是當地的扶貧系統，通過他們的幫助我們能深入災區、了解災情，把需求消息發送出去。這也是整個扶貧系統的優勢和完善。”王軍如是說。

    “把應急培訓、網絡建設、物資儲備還有很多渠道的東西都提前做好，所以發生重大災難時候我們才能快速高效的工作。大家知道我們做這樣的工作后，有了災情也自然就有人來找到我們。”秦偉介紹。

    災后重建是工作重點

    “緊急救援階段組織和志愿者涌入的比較多，但是后續工作時候又會潮水一般的退去。”王軍說。

    中國扶貧基金會在汶川一直堅持到了2010年的年底才撤去，那時候基本已經沒有公益組織還留在那里了，而在青海玉樹地區，援建項目至今仍在繼續。在云南彝良地區，工作人員在進行深入的評估和調研。

    王軍介紹，在緊急救援階段，政府、武警官兵和專業的救援隊伍要進行72小時生命救援黃金時間的緊急搜索，這時候，公益組織和志愿者要進行了解災民需求、發放物資等輔助性工作。“我們的工作重點和亮點，很大一部分在于災后重建，通過可持續發展的項目幫助災民進行以后的生活。”

    “我們有相對比較成熟和穩定的團隊，骨干力量從汶川地震到現在基本是沒有變的，經過這三年的歷練，基金會成熟沉淀了許多，有了相對完整細致的流程、有了自己的套路。”王軍如是說。

    經過幾次重大災難，令王軍感觸頗深的，不論是政府、公益組織、志愿者還是受災民眾，災后反應都更加鎮定、更加成熟。在云南，他看見的是搭建整齊的帳篷，緊張有序的工作現場，有學生現場發放自制的救災手冊，志愿者手牽著手拉出人行道指示方向，受災民眾也在進行生產自救。王軍感慨，“這不僅僅是基金會的成長，整個社會面對重大突發性自然災害，都在成熟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