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肯尼亞奈瓦夏湖(Lake Naivasha)的南岸，蒼翠繁茂的大裂谷里，英式夏日氣息濃郁。在這里，廣闊的塑料大棚內是綿延數公里的種植玫瑰。這些出口到歐洲的玫瑰占據歐洲玫瑰市場的1/5，也是肯尼亞外匯的1/10。但凡事有利便有弊。

    濃烈的花香味彌漫，有25萬肯尼亞人將希冀寄托于此，跟隨玫瑰種植者們在山谷里工作。多年來，為了生存，他們將環繞的山棱犁為耕地，砍倒能將林中溪流引導至湖中的樹木，由此導致了現今的奈瓦夏湖被淤泥和廢棄物所污染。

    為環境買單，這并不是個新點子。在黃土高原，一塊與法國面積相等的區域內，通過付給農民酬勞，阻止他們過度放牧，并讓其照看梯田和水道，以此避免了該地區成為沙漠。當地的居民收入也在10年內翻番。

    “綠色發展”模式

    另有一些方案則影響更廣。“綠色發展”模式，為改善經濟發展和環境之間不能兩全的關系做著不懈的努力。在“里約+20”可持續發展峰會過后，“綠色發展”更成了商業人士和政客們的新箴言。但這真的會起作用嗎？

    “綠色發展”的核心理論是：歐洲、美國和其他富裕國家所走的工業化進程道路不應再用于世界的其他地區。這些富裕國家的路線是“先發展，后治理”。環保意識在工業化的早期，直到20世紀60年代，這些國家仍然不太關心環境保護。美國俄亥俄州的凱霍加河(Cuyahoga)被污染得極其厲害，以至于在1969年引發大火，這才促成了美國環境保護署(America’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的建立。

    人們一直堅定地認為，環保意識主要是富裕國家的事。這種觀點也影響到外交政策的某些部分。1991年，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竟發送了這樣一份備忘錄，說貧國應從富國進口污染物，因為這些污染物在貧國造成的損失會小一些。

    因遲遲不采取行動保護環境，如今所要支付的代價開始提高，無形中又削弱了發展中國家為“綠色發展”買單的可能性。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估算，中國每年因環境問題帶來的損害，代價相當于GDP的9%。世界銀行表示，衛生環境惡劣和水污染消耗了印度國民收入的5%。

    盡管“先發展，后治理”的道路在工業化人口僅為5億且經濟增長相對較慢的地區說得通，但當數十億的人口都走上工業化道路、每年經濟增長達8%時，這種方案將不再有效。發展必須從其開始時便注重環保。認識到這點后，“綠色發展”計劃已在貧窮和中收入國家展開了。埃塞俄比亞希望在2025年GDP翻一番的同時，保持其溫室氣體含量在2015年的水準。英國經濟學家尼古拉斯·斯特恩(Nicholas Stern)形容中國的五年計劃為溫室氣體減少做出的貢獻是別國所不能比擬的。綠色政策不再只是富國的特權。

    綠色道路上的阻力

    但是某件事的興起并不一定會使其有用。關于綠色發展真正的問題是，它能否帶給貧國這種希望——在環保的同時變得繁榮富裕。

    許多不實際的改良主義者們對于開發環境這種點子感到恐慌。他們指責綠色發展的倡導者們為“漂綠資本主義”，并堅持認為保護世界自然資源的唯一方式是縮減消費。

    一些大國卻為相反的原因而抵制綠色發展。他們認為這意味著通過暗中扼殺就業和出口，將西方的環境標準強加于他們身上。但雙方都同意：綠色和增長是相矛盾的。一種隱約的批判是，“綠色發展”僅是優良的經濟家政，它對原本就有的、與環境相關的考量顯得大驚小怪。對這些批評者來說，“綠色發展”不過是一個標語，而非與眾不同的政策。

    “綠色發展”將類似發展的特征運用到環境保護論當中。它推薦相當短期的項目，如奈瓦夏湖的填湖工程或是黃土高原的再利用。它傾注大量心思在通常被視為經濟問題的市場和協調的失敗上，并且促進了私營部門的發展。

    作為世界銀行私人助手的一家國際金融公司承認，建筑成本中增加1%可以減少20%的水電費。其它的事例還包括抗旱作物和在過度捕撈的水域建立“禁捕區”。抗旱作物減少了植物從土壤中吸收的水量，也更能耐寒，在壞年頭里增加農民的收成。“禁捕區”讓魚類有機會恢復，并且已被發現可以促進鄰近海域的漁民收入。

    如果真有這么多既能賺錢又能環保的活動，為什么沒有公司蜂擁而來呢？部分原因是他們才剛開始。根據一份聯合國環境署的研究，可再生能源上的投資在2011年增加到了2570億，是2007年的兩倍。這些投資的1/3以上都去往了貧窮和中等收入國家。

    答案的另一部分是市場失效、協調問題和政府津貼打消了商人們選擇“綠色發展”的念頭。財產權的缺少使得過度使用資源變得合理，如開發海域或是熱帶森林，導致了過度開采和坍塌。

    對于單個國家來講，在某個區域發展相對優勢取決于在其他事務上的政府開支。例如，摩洛哥應該能夠開創太陽能商業，但是那需要在該國的貧窮地區建立電力網。這種制度上和市場上的失敗吸引了綠色政治決策者們的注意力，因為他們經常解釋為什么增長給環境帶來危害。

    津貼遭受影響

    但是，與津貼的影響相比，這些問題都顯得無關緊要了。世界銀行估計政府在對環境和經濟有害的活動上的補助金達到了每年1.2萬億美元：在廉價的化石燃料上的5000億，廉價或免費水源上的3000億，在漁業和農業津貼上的4000億。    

    舉個例子：中國的津貼使得化肥很便宜，以至于農民在他們的田地里大量使用。農作物并不能完全吸收這些化肥，多余的便流入河流和湖泊，造成了可怕的污染。如果農民使用更少的化肥，將會明顯地節約他們的開支，使農作物不會受害，使水文系統更健康，使公共基金也更健康——一個三贏的局面。但化肥游說團的勢力和他們在政府中的農業聯盟抵制了這一點。

    國家津貼是一個天文數字，資金消耗的政治經濟問題，遠超出了增長和環境之間矛盾所帶來的代價。但這并沒有使得解決這些變得容易。“綠色發展”的支持者們確信，如果經濟持續增長，國家會更愿意減少津貼，這樣他們就有錢收買反對派。

    所有這些表明，“綠色發展”仍有待完善，無論是現在存在的方面，還是環保人士在過去曾要求的。貧窮和中等收入國家充分地了解到他們的環境正在退化，他們的城市在擴張且他們的供水即將被耗盡。他們也知道通過減緩增長的方式解決這些問題將是政治上的自殺，是將如今的貧窮判罪給無望的將來。“綠色發展”提供了最光明的希望，可為面臨經濟繁榮和環境保護尖銳矛盾的國家解決兩難之局。

    （據《經濟學人》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