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瑪·信度/文

    近日，印度議會財政常務委員會對印度《公司法》的修改案進行了草擬，其中一條修改建議將企業社會責任強制化。若此修改法案得到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將在全球首次成為強制性的行為。

    該條修改案規定，資本凈值超過50億盧比、或年營業額超過100億盧比的印度公司應將其三年平均凈利潤的2%用于從事企業社會責任活動的專款。

    這項修改建議首先引來了印度政府內閣組的反對意見。

    內閣組認為，這種做法就如同向寺廟捐香火錢以祈求寬恕罪行。不但如此，內閣組還認為這種做法只會培育出一個腐敗的系統，放任政府高官將黑手伸向公司。

    印度計劃委員會成員阿倫·邁拉(Arun Maira)表示：“強制化企業社會責任無異于讓某人向寺廟施舍一筆錢來獲取它的寬恕。我們認為，強制化企業社會責任將適得其反，代價則正是讓企業失去社會責任心。如果一個體制向他們有所索取，他們必然在此體制內有所放任。他們可能將會對工人采取減少薪金、非透明管理或非公正對待的做法。我們當然希望企業對整個體制和社會負起責任，為此，證券交易委員會已經為印度企業制定了一定的全球性標準，這才是正確的實現途徑。”

    近日，內閣組就修改案發表意見，認為“印度企業對社會的責任應該在自愿的基礎上進行履行，并應與世界各國的最佳實踐保持一致”。

    內閣組還認為，強制性的條款還可能導致公司財政的違規行為，更會讓政府官員以此為借口從公司謀取利益，這將引發體制性的腐敗。

    在此之前，印度計劃委員會的副主席蒙特克·辛格·阿盧瓦利亞(Montek Singh Ahluwalia)就曾表示，強制化企業社會責任將會引致“稅收私有化”。他說：“有很多方式都可以征收企業利潤用于企業社會責任，并讓其成為合法行為，但我并不贊同……這將導致稅收的私有化。”

    他說，如果印度政府愿意的話，它大可以將企業稅由目前的30%提高至32%，而不是將這多出的2%強制性地用于企業社會責任。

    對此，印度有關專家也作出回應，認為企業被征取了高額的稅收，但政府卻一直沒有將稅收落實于社會福利的活動上面。專家也認同內閣組的看法，認為強制性條款將會成為政府高官刁難企業的工具。

    （高文興/譯 據《每日先鋒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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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業社會責任在印度的演變

    第一階段（1850年之前）

    印度最初的企業社會責任的驅動力為慈善。此外，文化、宗教、家庭觀念、傳統和工業化進程都影響著印度式的企業社會責任。1850年以前，印度的富裕商人通常將一部分財富用于修建寺廟，供世人朝拜使用。在饑荒和疫情泛濫的年代，商人們也通過捐錢捐糧的方式，救濟災民。

    第二階段（1850年—1960年）

    在此階段，甘地提出了“信托理論”，認為印度的公司應該成為“當代印度的廟宇”，行業領導者們應該將財富用于造福普通百姓。受甘地的感召，許多公司成立基金，主要用于設立學校、培訓場所與科研機構。

    第三階段（1960年—1980年）

    1960年開始，公共部門被印度視為社會發展的主要動力，政府成立了一批公共部門以保證資源向社會需要者的合理分配，同時對私營企業采取了高稅收和嚴苛的經營限制。由于公共部門的覆蓋力有限，這一階段所期望的企業社會責任效果沒有得到實現。

    第四階段（1980年至今）

    這一時期，印度公司逐漸摒棄傳統的社會責任理念，開始追求可持續的商業策略。1990年代，社會對私營企業的限制開始放開，這些企業得到迅速發展的同時更被允許、并且更愿意承擔更多的社會責任。全球化的進程使印度成為眾多商品的制造地，而西方市場又越來越重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和環境狀況，這使得印度在生產出口產品時，更注重符合國際標準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的義務。

    （據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