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逢

    捐錢不如捐專業，專業人才們如果拿出自己的知識與技能來做公益，或許會比捐錢或者做義工更有價值。

    在中國天津，一個NGO性質的金融博物館已落成2年了，其發起人是王巍，一個由國有銀行高管轉變成為個體商人，進而被業界稱為“并購專家”的“金融浪子”。他試圖拷貝他國模式，通過創辦這家博物館，與世界同步來幫助中國人了解世界金融，同時也讓世界了解中國金融的發展。博物館專家委員會名單很炫目：吳曉靈、余永定、陳志武、許小年等人的名字赫然在目，展品也五花八門，亞當斯密的手稿、供銷合作社股票、津巴布韋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等等。

    中國金融博物館館長白麗華說：“這里并沒有太多珍貴的藏品，我們也沒有更多的錢去購買價值不菲的物件拿來展示。我們存在的價值在于，用展品勾勒出一條金融發展之路，為人們提供一個接受金融教育、了解金融發展和知識的平臺。”

    這種公益的嘗試會曲高和寡嗎？他們的生存環境和狀態如何？又有怎樣的困惑與挑戰？

    在位于天津解放北路老金融街上的中國金融博物館內，88歲的劉爺爺穿著老式錢莊學徒褂子，端坐在攝像機前，擺弄著一套古老的記賬箱。他所展示的是一種幾乎已經失傳的記賬技術，在中國，只有為數不多的幾位曾在錢莊當過學徒的老人還掌握著這項技術，而劉爺爺面前這臺攝像機，正是為了將這種烙印著中國金融發展痕跡的歷史完整記錄下來而架設的。

    幾個星期之后，這份珍貴的影像資料通過中國金融博物館展廳內的電視全天循環播放，供每位前來參觀的客人觀看。劉爺爺則作為博物館的志愿講解員，不遺余力地為來客們介紹館內所展示的有關中國金融的歷史與發展。像劉爺爺這樣的老年志愿者，博物館內還有幾位，他們的講解被官方及來賓們親切地稱為“口述金融史”，令不少來到這里吸收金融知識的客人們宛如親身經歷了幾百年的金融變遷。對于金融博物館的開創者們來講，劉爺爺等志愿者以及“口述金融史”恰如其分地詮釋了博物館存在的意義，同時也成為他們實現金融教育的公益意義過程中十分重要的一個環節。

    與世界同步的金融理念

    天津的解放北路是一條具有百年歷史的金融老街，曾經大量錢莊、商會都聚集于此。中國金融博物館所在地原址便是曾經的法國俱樂部以及法國商會所在地，從天津火車站出來，過了解放橋就可以望見。這是天津市政府特別為籌建這間金融博物館所挑選的風水寶地，希望這個創舉的發起人可以順利地讓中國第一座具有NGO性質的金融類博物館落戶天津。這位發起人便是王巍，一個由體制內高管轉變成為個體商人，進而被業界稱為“并購專家”的“金融浪子”。

    之所以被外界稱為“浪子”，大體因為王巍這么多年來一直不安分。在中國銀行呆過，在單位挽留下堅持要停薪留職去美國，回國后參與籌建南方證券一直做到副總裁，在中國股市最熱鬧的時候卻選擇了辭職。“下海”后，他仍然到處“折騰”，搞了兩個行業協會，還著書立說，跑到商學院給人講課，要制定行業規范，得了一個“中國并購之父”的諢名。

    不安分了許多年，滿世界的到處飛，有幾個地方給王巍留下了與眾不同的印象——美國的金融博物館、日本的貨幣博物館以及英格蘭的銀行博物館。在美國，金融交易、投資問題、貨幣和銀行業務經常使很多人感到錯綜復雜、困惑難解。為此，位于紐約曼哈頓金融區中心的美國金融博物館可以幫助人們更好地理解和欣賞華爾街以至整個國際金融世界。日本和英國的同類型博物館在當地所起到的作用也亦然：為人們提供比書本更易于接受的金融知識，通過感官體驗幫助人們直觀接觸金融世界，教育并培養人們的金融意識和技能。于是王巍在想，在中國，為什么就不能有一家類似的博物館，與世界同步來幫助中國人了解世界金融，同時也讓世界了解中國金融的發展呢？

    于是在2010年，中國金融博物館不聲不響地建成并且開始對外迎接來客。沒有大規模宣傳，也沒有商業贊助，僅靠著王巍的個人投入與影響力、中國諸多有分量的金融人物支持與捐贈以及天津當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金融與公益的聯姻初具雛形。

    博物館的NGO模式

    《國際博物館協會章程》對于博物館有著如下的定義：博物館是一個為社會及其發展服務的、非營利的永久性機構，并向大眾開放。它為研究、教育、欣賞之目的征集、保護、研究、傳播并展出人類及人類環境的物證。這段話被王巍寫入中國金融博物館的開館銘義。而他對于成立金融博物館的初衷則這樣描述：金融是一種制度安排，是一種生活方式，是一種價值取舍，更是一種充滿創造力和激情的朗朗大道，我們需要通過充滿爭議的金融事件來體驗歷史，與毀譽參半的金融人物一起感受人生。

    基于這樣的初衷，順利落成后的中國金融博物館成為國內首家具有NGO性質的金融類博物館，它與美國金融博物館、日本貨幣博物館及英格蘭銀行博館結成博物館聯盟，在大的運營模式和管理架構上則基本參考美國金融博物館的經驗，力圖走一條國際化的發展路線。金融博物館的展館面積約2400平方米，館內收藏了中國各個時期大量的貨幣、金融票據以及其他金融實物。博物館的展覽陳列內容分為五個部分八個專題，包括金融歷史和現狀、金融與我們、中國貨幣歷史、金融危機與金融海嘯以及各種專題展覽。“這一展綱是由陳志武（著名經濟學家）親自起草的，非常符合世界及中國金融發展的脈絡以及國人渴求的金融知識結構。”博物館館長白麗華介紹道。

    白麗華與王巍是大學同學及老朋友，在擔任金融博物館館長之前，她是天津大學工程管理學的教授。當王巍想給博物館物色一位既懂建設、又懂管理、還懂教育的館長時，這位老同學成為大家推薦的對象。“辛苦并且不求什么回報。”這位年逾五十的教授這樣描述她的館長生涯，“關鍵是我們對金融知識普及教育方式的一致認同促使雙方最終攜手合作。”

    白麗華的“辦公室”位于博物館二層一間藝術品展廳內。說是辦公室，實際上就只有位于展廳一角的兩張破舊的桌子，一張屬于館長，另一張則是供副館長使用。兩臺筆記本電腦，一個熱水瓶、兩個茶杯、幾支筆和一小摞資料，管理者們的全部家當也就如此了。“加上長期服務的志愿者，整個博物館的工作人員不過十人，再加上我們本身是具有公益性質的非營利機構，辦公條件簡陋一些很正常。”白麗華說。

    認同自己所從事的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公益行為”，是促使白麗華等人組建成為博物館運營團隊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這種公益的概念在這里絕不僅僅是不收門票那么簡單。恰恰相反，每位進入金融博物館的參觀者需要支付10元的門票費用。

    “其實原本博物館是免費參觀的。”博物館劉副館長解釋說，“但由于這里地處天津火車站周邊和金融街景區，常年游客都非常密集，我們發現由于博物館免費參觀，并且內部裝修尤其是廁所的設施非常好，于是有很多人會跑進來休息、避暑甚至是上廁所，但完全不關心展覽的內容。無奈之下，我們只好象征性地收取門票費，保障真正參觀者的權益。”

    不過，每人10元的門票收入是無法保障博物館的正常運營的。據透露，金融博物館自開辦以來，每年的運營成本大約在200萬元左右，大部分來自王巍和天津市政府的支持。“資金上目前來看雖然沒有太大的壓力，但如果想讓事業取得更為長足的發展，還需要社會各界人士的共同努力。”白麗華說。

    名人效應的助力

    從展綱的制定到展品的設置，金融博物館內所有陳設皆不乏名人的身影。博物館專家委員會成員包括中國金融學會副會長吳曉靈、中國世界經濟學會會長余永定、經濟學家陳志武、經濟學教授許小年等人，展品也多為王巍本人、他的朋友以及金融界名人的私家珍藏，包括亞當斯密的手稿、供銷合作社股票、津巴布韋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等等。“這里并沒有太多珍貴的藏品，我們也沒有更多的錢去購買價值不菲的物件拿來展示。我們存在的價值在于，用展品勾勒出一條金融發展之路，為人們提供一個接受金融教育、了解金融發展和知識的平臺。”白麗華解釋說。

    為了更大限度發揮這些名人的影響力，除了物品展示之外，博物館嘗試開展一些論壇與講座的活動，在發起者們看來，這樣的活動既可以豐富博物館的內容，又能招攬人氣。“我們邀請來一些商界、金融界以及文化界的名人，先后舉辦了將近20期‘大師講壇’以及‘大師講論’的活動，每次前來參加的客人都擠滿了活動展廳。”劉副館長說。而最能將名人效應發揮到極致的一種擴展活動則是王巍等人在北京成立的“金融博物館書院”。

    地產大佬加微博名人任志強成為王巍在“金融博物館書院”的合作伙伴，兩人對這個項目的發起一拍即合，由任志強出任書院理事會主席，并擔任首期書院活動的嘉賓。

    據書院的對外聯系人李鐳介紹，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的成立源于設立于金融博物館內的一家書店，店內展示的大多是與金融相關的優秀書籍。“隨著博物館與書店受到越來越多書友們的關注，大家的視線也從關注書而轉向書籍背后的讀書人身上。”李鐳說，在任志強的建議下，2011年7月，王巍等人決定將書店與書友的交流從微博空間變成現實公共平臺，并正式更名為“中國金融博物館書院”。

    平臺建立以后，書院定期舉辦讀書會、品書沙龍以及書友見面會等活動，邀請到的嘉賓不收取任何費用，而聽眾也都是免費報名參加。據參與者透露，能容納500人的讀書會現場，每次場面都十分火爆。“對于我們來講，這是一次與名人面對面的難得的機會。”有人在微博上評論道。

    同樣作為王巍的老朋友，著名作家許知遠被邀請成為書院的閱讀導師，在2011年12月與陳志武一起做客第八期讀書會，討論金融與人生。“當時現場來了五六百人，氣氛很熱烈。”許知遠回憶道。由于中國社會目前普遍缺少類似的公共討論平臺，尤其是有關于金融的公眾討論氛圍遠沒有成熟的建立起來，因此，讀書會在一定程度上填補了一些空白。“其實文化和公益在某種程度上來講是一體的，是為了使社會價值觀變得更加多元化更加健全而服務的。不論是金融博物館還是書院，它們的存在都為公眾對金融和文化加深了解提供一個好的平臺。”許知遠補充道，“包括我自己所做的書店，也都是為了重塑社會價值觀，也可以看作是公益范疇的一個舉動。”

    金融公益與商業的界限

    作為圍繞著中國金融博物館拓展出來的一系列公益項目，書院、大師講壇等活動的舉辦，均是金融博物館這個金融教育主體在中國進行普及金融理念的有效手段，它們逐漸形成了一張網絡，從不同層面來實現公益的目的。

    不過，并非所有人都對這張公益網絡一味叫好，人們對其有可能出現的軌道偏移還是存有疑問。“書院活動的商業氣息還是有點濃。”許知遠便對記者講道。“過多商界人物的參與，讓有些場次的活動看起來像是一場商業追星的影視劇，如果長期局限在這樣的模式而形成一個小圈子，并不利于書院正面價值觀的體現。”

    商業與公益兩種感覺的沖突也正是白麗華等人所擔心的問題之一。隨著金融博物館的影響力日益增大，天津的大中學校紛紛組織學生前來參觀，接受財商教育。“在這里學習觀看世界金融知識，聽聽講解，比在學校苦讀一周的課本都管用。”一位參觀學生對記者說。而不少公司、銀行、其他金融機構也都定期組織員工前來，把博物館當作一個固定的培訓基地。與此同時，不少企業也找上門來要求合作，甚至直接希望出錢作為博物館的贊助商。對于這些商業需求，王巍與白麗華等人表現得很謹慎。“雖然我們也希望尋找到一條可以維持并擴大發展的商業之路，但在還未想好如何權衡商業和公益之間的關系之時，我們并不希望給這一公益行為帶來太多的商業氣息。”白麗華說，“不過目前來看，我們并沒有找到更合適的模式。”

    一些不具有明顯商業色彩的活動的舉辦是目前白麗華等人可以接受的。比如以低廉的價格在博物館內為志愿者籌辦一場婚禮，在保證成本花費的基礎上經營博物館內的咖啡廳、書店及紀念品商店等，為參觀者提供休息的場所以及滿足游客學習和購買紀念品的需求。“這些與公眾相關的活動的舉辦也帶有公益的意味，也是我們用來改變人們財富觀的一種手段。”白麗華解釋說，“如果社會反響好，那么我們也會繼續嘗試類似的探索。”

    金融博物館的成功落戶，為天津市的發展也帶來了不少好處。金融教育在當地的普及，使得天津市金融產業的發展獲得了更廣泛的認可，招商引資的機會也大大增加。因此，這種“民營公助”的博物館模式受到全國各地政府的追捧。在中國金融博物館之后，王巍等人又相繼與蘇州市政府、上海市政府聯合籌建了中國基金博物館、上海并購博物館，與此同時，北京的博物館也將在今年的6月籌建完成，屆時，以博物館形式為基礎的金融教育將受到更多關注。

    “知識性公益是最大的公益。”正在緊張參與籌建北京國際金融博物館的白麗華認為，社會需要通過更多的金融與公益相結合的教育形式來改變人們的財富觀，同時形成人們對于博物館這種非營利性質公益機構的支持氛圍。

    鏈接

    世界各地的金融博物館

    美國金融博物館

    美國金融博物館坐落在由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米爾頓1784年創建的美國銀行遺址上，博物館所在地本身就是美國金融史的一部分。但是重新整修、搬遷新址的美國金融博物館希望展現給人們的并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建筑。它要成為一個既有娛樂性又有知識性的互動式展覽中心，讓公眾盡情探索金融世界的奧秘。博物館館長謝樂仁說，他希望人們能從中得到啟發，并且把學到的知識運用到他們個人的金融決策中去。

    日本貨幣博物館

    日本銀行是日本的中央銀行。1982年為慶祝建行一百周年，日本銀行建了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并于1985年正式開放，該博物館隸屬于日本銀行的貨幣與經濟研究所。博物館收藏有日本本國和外國的錢幣和紙幣，它的核心部分是“二戰”結束時獲得的著名錢幣學家田中啟文的大量藏品。此后，日本銀行貨幣博物館的收藏不斷豐富，已成為日本最大的錢幣收藏地之一。

    英格蘭銀行博物館

    作為國家金融系統的護衛者，英格蘭銀行成立于1694年，當時的政府急需籌集大量的現金以應付與法國之間的戰爭。1734年搬遷到現在的位置，并由索恩爵士進行立修復。博物館通過各種互動技術介紹了銀行和鈔票的歷史，聽上去并不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