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報記者 張逢

    2月份某周六上午十一點，朝陽公園附近大型社區的一處沒有裝修的閑置底商里，人頭攢動。不同年齡段、膚色各異的男女們擠在一圈賣蔬菜、水果、牛奶、奶酪、面包或者手工米酒的攤位前，認真挑選自己想要的食品。攤位的布置大多簡陋，門口貼著手繪的雙語招貼海報。一個多小時之后，大部分攤位上的產品被搶購一空，不少來晚了的顧客發出遺憾的聲音。

    這是一個由一群關注生態農業和三農問題的消費者志愿在北京發起的公益活動——“北京有機農夫市集”（下簡稱“市集”），從去年年初開始，以不太穩定的頻率舉辦了數十場。市集中的賣方大多是京城周邊從事有機農業的農戶，這些人通過志愿者們的組織，在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出現。消費者則通過網絡得知信息，開集時從四面八方涌來。

    “這既能夠幫助消費者找到安全、放心的產品，也幫助了農戶們拓寬市場渠道，鼓勵更多農戶從事有機農業，從而減少化肥和農藥帶來的環境污染、維護食品安全、實現公平的交易。”在宣傳單上，組織者這樣寫道。

    這并非市集獨創，市集背后的核心概念——“從田地直達餐桌”（From Field to Fork）以及社區支持農業（Community Supported Agriculture,CSA）等這些在歐美發達國家已有數十年發展歷程的概念最初的出現就是因為對于食品安全和對于城市化過程中對土地的關注——這正合時下中國發展的宏觀背景。

    行為藝術與本土化

    日本“藝術家”在北京創辦的行為藝術活動啟動本土消費者和農戶的狂歡。

    “北京有機農夫市集”是由日本人植村繪美最早發起的——她并不是慈善家或者公益愛好者，而是一位“藝術家”。無論在日本、中國還是其他國家，她稱自己“一直從藝術的角度來關注食品的生產”。另外一個最初的核心組織者是長期關注中國“三農”問題的美國人類學家、富布賴特學者梅若琳（Caroline Merrifield）。最初，兩人將“農夫市集”當做行為藝術的一個組成部分，參與者大多是植村周圍的各國藝術家朋友。市集肇始于2010年5月，最初兩屆市集的地點頗有藝術氣息——一次選在了草場地的“維他命空間”，另一次則是在方家胡同的“Studio X”。

    在“美國農業與貿易研究所”這家NGO組織擔任研究員的常天樂是從第三次市集開始加入的，并且很快便成為這個團體的核心組織者之一。最初參與市集的農戶大多是植村繪美自己在京郊的一家CSA實驗田“小毛驢市民農園”包地耕種時認識的北京本地有機農戶。

    以植村繪美為代表的幾位初期組織者很謹慎地審核每一家有興趣進入市集的農戶，親身拜訪，考察他們的種植基地，了解他們的生產狀況，有機認證情況，最后大家共同決定誰可以參加，誰不能。

    “繪美和她的朋友們帶來的是一種藝術形式，他們把這樣的模式帶到北京，在取得初步的發展以后，便轉而去到更多地方研究開展新的藝術形式，而我和其他幾位本土志愿者還需將市集繼續延續下去。”常天樂這樣看待自己在市集中的角色和使命。

    常天樂以及后來逐步加入的志愿者們試圖將市集的規模與品質逐步提升，“通過農戶們的口口相傳以及我們在博客、微博和媒體上的傳播，目前長期固定參與市集的農戶數量已經達到30個左右，每次他們帶來的農產品幾乎都會在開集1-2個小時內被一搶而空，因此，農戶們參與市集的積極性越來越高。”常天樂說。與此同時，慕名而來的消費者也越來越多，這也得益于組織者們從第三次市集開始，逐漸將市集地點從藝術區向居住社區轉移。“很多主婦模樣的人會在市集上很認真地挑選各種食品，還有每周專程打車從很遠的地方趕來市集想買放心菜的消費者。”天樂等志愿者們很高興地看到“周末趕集”已經成為某些城市人的生活習慣。

    并不輕松的免費

    消費者希望市集能有固定的地點，多開設幾個站點，多加入商戶和產品，延長購買的時間等等，組織者卻只能回答說抱歉。

    市集的火爆包含了兩個不可或缺的因素——免費的方式與公益的性質，這也是常天樂投身這項活動的最主要原因。

    不過，運營市集仍然需要一定的成本。“場地、條幅、攤位上的桌子椅子、宣傳單的印制等等這些瑣碎事務都需要花一些錢，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這些開銷基本都是天樂在用自己的積蓄維持。”一位志愿者介紹說，此外，在很關鍵的人力環節，長期服務于市集的志愿者數量一直保持在5-10名之間，他們均是因為對公益活動的興趣或者對農業的興趣而聚集在一起，無償地為農戶和消費者之間建立信任做著不懈的努力。

    在維持市集運轉的過程中，市集也采取了一些非營利性的商業手段補貼成本，比如他們從農戶手中采購原料，組建了一個“小廚房”，每次市集現場，“小廚房”會使用這些有機原料制作糕點、西式食品等進行銷售，“這樣做既讓消費者品嘗到農戶們的產品，又給市集帶來一定的收入用來維持運轉。”志愿者介紹說，“小廚房”每次給市集帶來2000元左右的收入，刨除600元左右的成本，尚有一千多元盈利可以作為市集的運轉資金。“我們還經常進行義賣，利潤捐贈給需要幫助的地區或者兒童。”常天樂補充道。

    時至今日，參與市集的農戶們對于市集的組織、規模以及銷售狀況基本都沒有什么意見，不過消費者卻一直希望市集能夠進一步發展。“不少人都希望我們能有固定的地點，多開設幾個站點，多加入商戶和產品，延長購買的時間等等。”志愿者說，他們只能抱歉地告訴這些消費者，目前來講要滿足他們的這些需求還很難。

    原因是多方面的。資金匱乏、專職人員缺失、管理機制不健全，更重要的還有公益與免費的定位事實上也帶來一種身份上尷尬。

    民間與免費的困境

    沒有主管單位，也沒有正式的注冊，不算“合法”，但也未被認為“非法”。“游擊隊”拿到了捐款，但這是長久之計嗎？

    對于市集在發展中所面臨的種種困境，常天樂等人早已經很清晰地認識到。2011年10月，常天樂代表北京有機農夫市集參加了“全國社區支持農業（CSA）經驗交流大會”，用6頁PPT的內容詳細講述了市集目前的不足、面臨的挑戰以及設想的解決辦法。

    首先便是“無固定場所”帶來的各種不便。

    “市集的選址幾乎每次都來自于農戶和志愿者們的幫助，閑置的底商、倉庫等地方，都曾經作為市集的舉辦地。通常我們都會選擇在室內進行，這樣不會在城管那里惹麻煩。”常天樂說，僅有一次市集試圖在一個社區里進行室外的售賣，隨即遭到了相關部門的干涉。

    游擊隊式生存狀態背后還有更大的挑戰——身份的“合法性與合理性”。

    “擺攤賣貨的事情歸工商、城管、稅務以及文化部門負責，大型活動則歸公安部門管理，我們作為一個非營利性質的民間公益組織，要極盡所能和這些部門搞好關系。”常天樂說。沒有主管單位，也沒有正式的注冊，不算“合法”，但也未被認為“非法”，市集一直生存在這樣的夾縫之中。

    一面是來自消費者希望市集常態化和規模化的呼聲日趨高漲，一面是市集進一步擴大所需的規范管理和資金需求。與此同時組織者們還一直在承擔被質疑的壓力——其中包括是否具備對進場農戶資質的審核能力，如何提供對食品安全的保障以及有沒有將商品利潤納為己有等等：“在外地類似的農夫市集上，這類質疑已經使一些市集的組織者放棄了這項公益行為，但我們在積極地考慮解決的辦法。”常天樂說。

    可是，在商戶數量擴大至20-30家之后，志愿者們已經很難抽身一家家堅持不斷地考察并審核了，他們更希望能在已經建立起來的固有的信任基礎上，由消費者不定期組織參觀農場等活動來起到對農戶的監督作用。“但這并不能說是萬無一失，我們仍然需要一套更加健全的準入和考察機制來管理市集。”天樂說。

    因為上述困難，市集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都不敢再擴充參與農戶的數量，“在目前的規模之下，我們尚且能夠維持下去。”常天樂說。

    2011年11月，一家來自香港的NGO組織看好農夫市集的模式，決定先期捐助常天樂等人2000美元的基金作為運營費用。幾位志愿者商議后決定，用這筆錢來支付他們當中年紀最小的一位全職志愿者幾個月的報酬。而常天樂和另外幾位組織者依然在堅持無償為市集服務。此外，另一家名為“香港社區伙伴”的NGO組織也有意向捐贈一筆10-20萬元人民幣的款項為市集提供幫助，“目前還在洽談和考察當中，相信很快便會落實。”常天樂說。

    但無論如何，募捐之路看起來也不是長久之計，畢竟，市集的概念并不是扶貧濟困，一看讓人不忍作壁上觀的主題。

    轉型社會企業？

    除了想法獲取資金以外，經營一個市場，制度和監管比“良心”更為可靠。

    長期參加的商戶“米酒先生”（傳統手工糯米酒釀造者，通過農夫市集獲取了超高人氣）認為，雖然是以公益為名而成立的組織，但為數不多的攤位費和運營費用是商戶們可以接受的，“這樣才能可持續，是不是？”常天樂等人卻表示暫時還不想考慮對商戶收費的做法。“如果最終這些費用都要轉嫁到消費者的身上，那這個市集和普通的農貿市場又有什么區別？”志愿者說。

    但是不難發現，在目前市集已經積累了一定人氣，建立起信任機制的基礎上，除了可以收取一定攤位費，不少由市集延伸而來的模式都可有商業化的可能，例如將“小廚房”擴展至有機食品餐廳；收取贊助費，或在市集里替品牌打廣告等。常天樂也承認，如果放棄公益的道路，改走商業模式，不失為賺錢的好點子。“但我們要做的是公益，為什么要去考慮做商業賺錢呢？”回答背后隱含著商業化會使得市集變味的擔憂。

    但市集的組織者們開始對處在公益與商業之間的“社會企業”這一概念有所關注。

    通常來講，社會企業不是純粹的企業，亦不是一般的社會服務，而是透過商業手法運作，賺取利潤用以貢獻社會。它們所得盈余用于扶助弱勢社群、促進社區發展及社會企業本身的投資。英國社會企業聯盟（The Social Enterprise Coalition，UK）則為社會企業提供了一個較為簡單的定義：“運用商業手段，實現社會目的”。市集全職志愿者馬小超介紹說，他們目前正在準備將市集的組織機構注冊為正式的公司，試圖運用“社會企業”的模式，提供諸如餐廳資訊、醫院及各類食堂餐飲配套以及將小廚房擴展為有機食品餐廳等服務。“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通過適當的商業手段贏取一定利潤，更好地服務于市集這項公益活動本身。”常天樂補充說，“此外，一旦擁有了正規的身份，市集與商戶們將建立更加完善的準入及審核機制，可以通過簽訂合同來保障各方利益和食品安全，乃至開展各種市場宣傳活動、接納企業的贊助都變得名正言順。”

    此外，在期望通過商業行為獲取到足夠資金的同時，市集組織者們已經開始著手建立與“身份”相配套的制度。“我們一直在嘗試新的制度建設，比如籌建一個由農夫、消費者和第三方共同參與的管理委員會，由這個管理委員會授權一些NGO組織去管理籌劃農夫市集，這樣會越來越規范。”常天樂認為，這將是一種非常理想的模式，經營一個市場，制度和監管比“良心”更為可靠。“公司的注冊以及正規制度的建立都有望在2-3個月之內完成。”常天樂說。

    通往聯盟之路

    搭建起一個完整的生產、加工、配送、消費網絡，比靠某一地某些人的單薄力量去緩慢擴張有效。

    目前在中國的北京、上海、廣州、成都、南京、武漢等城市都已經有民間公益組織發起并運營且較為成熟的農夫市集，而在石家莊、天津、杭州、銀川等尚未開展市集的城市，常天樂等“先行者”們也在積極地為當地公益志愿者們提供幫助，傳授經驗以及提供相應的輔導。

    “我們和各地做農夫市集的志愿者們幾乎都認識，經常交流各自的經驗。”一位來自北京體育大學的教師以市集志愿者的身份對記者說。各地志愿者之間探討的內容經常都會圍繞著模式與標準的異同來展開，大家也有意愿形成一個更大規模的“聯盟”，來推動這種公益形式的發展。

    “聯盟”的參考之一是日本關西地區的“四葉草聯盟”，它建立于1976年，是現在日本關西地區最大的有機食品生產、加工及配送的生產者與消費者的合作網絡。現在有會員4萬名左右，22個配送中心，4個牧場，4個核心農場，9個食品加工工廠，11個店鋪，1個農業塾以及全國的有機食品及綠色生活用品供應商網絡。

    對于國內的農夫市集來講，“四葉草聯盟”提出的“小農家與小生產者的社會支持網絡與安全網建設”、“以社區為基礎，安全食品生產與自然環境保護”、“提供各種消費者之間以及消費者與生產者之間的交流活動”等理念，都極具學習與借鑒意義。

    更具參考價值的則是，“四葉草聯盟”并不是一個自上而下的大公司。它更像是一個網絡，其中的這些配送中心、牧場、農場、工廠、店鋪等，每一個都是作為一個獨立的公司在運轉，只是它們又同時作為一個合作成員加入“四葉草聯盟”這個網絡。在這個網絡中，它們共享統一的咨詢、物流、社會福利，共同承擔市場、自然災害以及政府政策帶來的風險。

    常天樂等人的志愿者組織認為，“四葉草聯盟”是他們的遠期目標之一，他們希望通過各地志愿者們的共同努力，搭建起一個完整的生產、加工、配送、消費網絡，而非靠某一地某些人的單薄力量去緩慢擴張。他們試圖讓“From Field to Fork（從田間到餐桌）”以及社區支持農業（CSA）等這些在歐美發達國家已經非常流行的概念真正在中國落地生根。

    不過，在通往聯盟的路上，商業模式會不會使項目慢慢背離公益之路？在規模擴大之后，產品供給與消費需求之間的平衡會否打破？管理團隊在此過程中將會面臨多少未知的挑戰？

    一切還需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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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汗蔬菜供應鏈

    ■ 吳晨

    當年，從富士康連環跳事件中幸存下來的湖北女孩田玉，已經在家鄉開拓了新的營生：手編拖鞋——從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南方巨大廠區以及整潔有序的流水線上回到鄉村。在大多數浪漫的城市人眼里，如果沒有暴力拆遷和日益嚴重的工業污染，鄉村在他們的想象中仍舊算是一個“詩意棲息之地”。 

    只是，浪漫的城里人沒有想到，在2011年的中國，訂單農業已經喊了十數年之久的中國，在農業龍頭企業一邊宣稱帶動千萬農民增收一邊往飼料里添加瘦肉精的當下，南有湖北菜農因為價賤愿意捐出十萬斤包菜，北有山東菜農因為卷心菜價賤上吊自殺。湖北和山東是一南一北兩個蔬菜種植大省，在湖北叫做包菜的東西，在山東叫做卷心菜。在湖北嘉魚，包菜只賣5分錢一斤；在山東濟南歷城區的田間地頭，卷心菜只賣8分錢一斤。

    現在我們知道，不僅血汗工廠會吞噬人的性命，包菜也會。與流水線工人一樣，農民也是一個弱勢職業，他們從國家租借必要的生產資源——耕地，沒有任何的工傷保險，即使失去耕地也不會被圈入失業保障范圍；如果因為不可抗力如地震、海嘯、蟲害而損失了所有勞動成果也只能自認倒霉；工資一直被預支，是否能兌現只能依靠一個叫做市場的怪物。這個怪物比無良企業主還要麻煩，你以自殺相逼，它只會告訴你要從自身素質找原因。

    如何才能阻止血汗蔬菜供應鏈的存在？現在舉凡涉及農產品問題，政府祭出的政策法寶都必然是農業產業化。當然，在一條涉及多個利益主體且環節眾多的農產品供應鏈中，以龍頭企業帶動基地的產供銷模式將會成為未來中國農業的主體，并且，由于勞動力的供給變化，目前我們所說的基地農戶，將在未來主要由企業雇傭的農業工人和專業種養殖大戶構成。

    但是，蔬菜供應鏈極短，所涉及的采摘、整理等后期環節技術簡單，只是對人工要求較高。現在很多地方上推行農業經紀人，但是，在分散農戶的基礎上，短供應鏈中不必須的中介環節越多、越發達，除了可以更好地壟斷市場信息流動，使得中介從消費者和農戶手中攫取更多利潤之外，還可以幫助工廠流水線獲取更多為了加班費不惜生命的工人：例如山東39歲菜農韓進的妻子，表示處理完家里的包菜后要出外打工以養活孩子和還債。

    新鮮蔬菜是普通人生活所必須，它不可能經過層層分揀和處理才進入到終端消費市場，在“相關部門”保證蔬菜種植過程中農藥化肥施用達標之后，它應該在盡量短的時間內由地頭走上餐桌。在這樣的速效供應鏈中，我們需要的是與企業相比，更加靈活也具有一定規模效應的合作社。通過合作社積聚規模效應，對口到城市超市，或者與本地新興的市民消費者聯盟對接。

    一定程度上，合作社為農戶提供了資金周轉和農業保險的能力，通過農戶的自聯合來取代失效的政府職能。政府當下應該避免一味夸大龍頭企業在農業生產中的作用，在合作社可以發揮作用的短供應鏈中，鼓勵農戶的聯合并提供政策和資金的扶植。畢竟，某些職能你完成不了，外包出去得按照合同付錢，政府就更要按章辦事。當然，作為納稅人，我們無力的地方有很多，但這就在本文的討論范圍之外了。

    （據社會資源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