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策劃

    07版 公眾質疑來襲，基金會如何應對

    08版 專家眼中的公益與輿論監督

    09版 美國50大非營利組織的社交媒體之道 

    當輿論的話語權開始掌握在民眾手中，理性建設性的“公民心態”才是塑造良好的輿論監督環境的基石。對于指向中國發展尚不成熟的公益組織的監督，尤其如此。

    龍年第一場“人民戰爭”

    2012年春節剛過，一張4歲女童的“開胸照”造就了龍年開端公益圈里最具爭議性的新聞（報道詳見2月7日出版的本報報道《小益益：在爭議中告別》）。質疑者吳旭新1月29日下午在新浪微博貼出照片并提出質疑，僅僅幾個小時之內，這張照片就因被數萬次的轉發而迅速傳播。一時間“賣器官”、“被虐致死”等質疑聲甚囂塵上。

    與之相對應，受到質疑的一方——河南兒童希望基金會，很快也開始利用微博發出回應，并發布了相關的書證——尸檢證明材料上顯示益益的死因是以往在家虐中受到的創傷突然惡化所致。而后，討論雖仍在繼續，但隨著相關證據浮出水面，諸如“兒童希望賣器官”等比較離譜的猜測也很快迅速消弭。

    兒童希望的負責人張雯在事件進程中接受《公益時報》專訪時表示，這比2年前他們面臨另一場輿論危機時的狀況好多了，“當時我們完全沒有招架之力。現在我不但知道對方是誰，也有發出自己聲音的渠道。”

    龍年的第一場針對公益領域的微博“人民戰爭”并沒有像2011年的“郭美美”事件那樣最終引起軒然大波，但也在短時間內同樣經歷了類似的爆料、爭議、澄清、消弭的全過程。細數2011年發生在公益領域的重大新聞事件，我們發現相當多的事件在最初的發生、后來的傳播以及最終面對的輿論環境中，都少不了以微博為代表的各種社會化網絡媒體的推波助瀾。“郭美美”、“盧美美”、“紅會”、“宋基會”……輪番面對著一輪又一輪在互聯網線路上以光速傳播著的拷問。

    這些拷問的速度和規模令人吃驚。已經過去了半年多的“郭美美”事件被很多輿論研究者進行了量化的分析——來自百度指數的數據顯示，2011年6月20日，郭美美在新浪微博炫耀她的奢華生活，當天對其關注的微博好友僅2126人，由于其“紅十字商會總經理”的頭銜如此敏感，僅僅3天后，其粉絲就達到了19萬余人。27日，關注她的用戶就達到了70萬余人。

    “全民監督”時代到來

    種種跡象表明，一個全民都能參與監督的時代正在來臨。

    在整個中國社會大的社會公益氣候還尚未完全成型的背景下，曾經是所作所為少人問津，甚至可以常常在角落里自娛自樂的公益組織，轉瞬之間就被推向前臺，要將自己尚不熟稔的動作放在放大鏡下檢視。但這還不算完，一時之間，好的、壞的、專業的、不專業的聲音從四面八方飛來，而對于這些公益組織而言，更大的挑戰在于——需要面對這些聲音中大量的質疑和誤解。

    中國的公益從業者，不得不認真地考慮如何應對新的輿論環境之挑戰。如果時間回到2011年上半年，可能絕大部分公益組織的從業者想都想不到自己所處的輿論監督環境正在發生急劇的變化——這一切變化的基礎都源于互聯網所帶來的信息傳播方式的變化。以微博為代表的網絡社會化媒體的狂飆突進，使得一直依靠社會信用來維系與發展的公益組織，發現自己面對的環境，在一夕之間發生了巨變。

    發表于2011年8月號《新聞導刊》雜志的文章《從郭美美事件看微博時代的輿論領導去權導向》中這樣說：輿論指公眾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內，對于自身或社會利益密切相關的各種公共事務所持有的意見和態度的總和。傳統輿論形成主要依靠媒介的“議程設置”與“擬態環境”對受眾產生的影響，而以微博為代表的社會化媒體的出現則是對傳統輿論形成的過程進行修正。在互聯網出現以前，由于人們接觸媒介的局限性單調性，往往難以形成自發的輿論監督。正因為如此，李普曼在《公眾輿論》中認為輿論由政府控制，相對于政治而言，輿論是不自由的。而在微博里，起作用的不再是議程設置，而是“滾雪球效應”和“病毒式傳播效應”。

    北京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副主任金錦萍認為，“身份之識別，德行之彰顯，品行之保障”是公益慈善組織的發展之本。正是因為公益事業具備如此的特性——關乎社會民生，且需要依靠社會信用維系與發展，公眾監督欲望一旦終于有機會釋放，公益領域發生的事件成為了公眾所持的意見和態度猛烈釋放的對象也就順理成章。

    值得深思的是，中國的公益慈善事業，依然還處于成長階段，本身就尚未發展成熟。所以在面對各種各樣紛至沓來的質疑時，有些事情是可以講得清楚的，有些事情可能以往和現在，都還處于模糊地帶。比如關于“透明”的話題，即使公益組織也知道面對公眾監督，透明是大勢所趨，但是究竟要怎樣做到透明，卻依然沒有找到行之有效、約定俗成的模式和說法。

    或許，這種環境的變化，對中國公益組織的發展也是一種契機，壓力和監督下，一直走的不疾不徐的中國公益慈善事業迎來的是一個迅速提升的契機。

    呼喚真正的“公民監督”

    截至2012年2月13日，演員姚晨擁有超過1700萬粉絲，這是她在中國最大的自媒體平臺——新浪微博上使用的賬號顯示的數據。比起依靠硬性指標“粉絲數”來衡量而獲封的“微博女王”稱號，姚晨曾在微博上公開表示她自認“公民姚晨”的說法更有含金量。

    姚晨在自己的微博上從不回避公共話題，也不怕參與爭議性話題的討論。她微博上關注得最多的是公共知識分子和媒體從業人員，在她的微博上，很少有大多數藝人以及時尚人士喜歡的曬吃喝、曬靚照的舉動，更多的是對公共利益相關事件的發聲，以及積極地轉發解救被拐兒童、救治病殘人士、保護環境等相關內容。她關心北京的空氣指數，還曾多次參與有關公民權利受到侵害的討論。

    “公民姚晨”只是中國公共輿論結構發生巨變過程中的一個標本。

    中央外宣辦副主任、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副主任錢小芊在2011年底開幕的第十一屆中國網絡媒體論壇上披露中國微博用戶數已經超過3億。而也是在此次論壇上，工業和信息化部電信管理局巡視員張新生說，中國已成為互聯網大國，用戶規模世界第一。目前網民數量已達到4.85億，擁有全球規模最大的互聯網基礎設施，互聯網產業初具規模。

    網易門戶事業部UGC中心總監張丹萍認為，在社會化媒體上用戶對公眾事件表現出的熱情，一方面是社會責任感使然，一方面也體現出對傳播價值的判斷。她提到使用社會化媒體的公眾主體的訴求傾向也呈現出分化：如在“郭美美事件”中，有些人致力反腐，深入挖掘希望找到郭美美背后的“大人物”；有些人討論慈善事業如何更透明規范；有些人鼓動大家采取行動，比如給澳大利亞駐華使館打電話，希望留郭美美在國內。調侃的聲音更是五花八門，更有人或扮演人生導師，或進行非理性的謾罵與質疑。但是，張丹萍認為：“恐怕以后大家要習慣讓互聯網慢慢沉淀真相，而不是把這個工作交給某個大眾媒體。”

    在這種話語權轉變的過程中，造就了一大批意見領袖，他們大致可分為兩類：一類是類似姚晨這樣，在現實社會中具有一定身份地位，并藉此贏得了大量粉絲的人；另一類就是經常在某些新聞發生時，快速掌握信息，快捷、權威地發布的人。社會化媒體的交互性，使得這些意見領袖的觀點被迅速傳播、大規模討論，不過無論過程如何曲折，如何爆烈，最終都將去蕪存真。

    而在這個過程中，當輿論的話語權開始掌握在民眾手中，理性建設性的“公民心態”才是塑造良好的輿論監督環境的基石。對于指向中國發展尚不成熟的公益組織的監督，尤其如此。

    （本報記者 張夢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