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約翰·加普/文

    1956年，批評家德懷特·麥克唐納(Dwight Macdonald)在為《紐約客》(The New Yorker)撰文時，把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描述為“被一伙人團團圍著的一大堆錢，這些人都想從中得到一些”。

    類似福特基金會和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這樣的基金會，在美國社會中占有獨特的地位。它們的實力和雄心是對社會有益的，盡管福特基金會是避稅的產物（為了逃避遺產稅，亨利·福特(Henry Ford)和埃茲爾·福特(Edsel Ford)把他們的大部分股權遺贈給了家族基金會）。

    這些基金會也廣受羨慕——比爾和梅琳達·蓋茨基金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向艾滋病和瘧疾研究傾注了數億美元，在其他國家再也找不到與之相當的機構。隨著歐洲各國政府壓縮教育撥款，歐洲大學對哈佛大學(Harvard)和斯坦福(Stanford)這樣的美國大學獲得的捐贈羨慕不已。

    這種“美國例外論”(American exceptionalism)的最新表現是“風險慈善”(venture philanthropy)，或稱“慈善資本主義”(philanthrocapitalism)，它是一場由比爾·蓋茨(Bill Gates)和其他一些億萬富翁領導的運動。他們提倡用一種試驗性的、風險資本式的方法來解決社會問題。

    然而，奧利弗·聰茨(Olivier Zunz)極其注重細節的歷史新著告訴我們，慈善創新并不新鮮。美國公民捐贈慈善事業的方式、私人慈善機構與政府政策互動的方式、以及富人對慈善的主導程度，一直在發生變化。

    慈善家們已占據了美國社會政策的核心地位，并且在全世界散播他們的影響力。在不得不與他們合作、并苦惱于相關責任認定時，政府和非政府機構并不總是感到高興，但和1956年一樣，金錢是萬能的。

    慈善還享有巨大的操控自由，美國的慈善家們在19世紀晚期就為自己確定了這一原則。紐約的蒂爾登法(Tilden Act)和其他法律允許富人在將資金投入基金會時，無需具體說明如何運用，而是將決定權留給受托人。

    人們或許會認為，像福特和約翰·D·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這樣的人物，會喜歡在去世后繼續掌控一切，但19世紀“陰魂不散”的捐贈者敗壞了這種做法的名聲。聰茨列舉了一個例子，在那個營養不良比肥胖更令人擔心的時代，有人捐贈了一筆遺產，用于每餐為布林莫爾學院(Bryn Mawr College)的女學生供應一只烤土豆。

    美國慈善的另一個特點是，它在社會中已變得非常普遍，并且根深蒂固。實際上，這個概念是由荷蘭攝影師及社會活動家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從海外引入的，他在1904年聽說一位丹麥郵政官員通過“一便士捐贈計劃”，為患有肺結核的兒童建立了一家醫院。

    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刺激了大眾的捐贈積極性。1933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舊金山93%的有軌電車司機及其家人將收入的1.5%捐給窮人救濟。基督教傳統和社會壓力的綜合作用促進了這種“什一稅”的傳播。

    直到不久以前，美國慈善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面向國內的，美國人的教育和醫療是其主要目標，并且，對享受免稅待遇的基金會支持某種政治主張的程度，設置了一定的限制，盡管基金會在廢除南方種族隔離制度中發揮了重大作用。

    這一點在1984年的埃塞俄比亞饑荒中發生了改變。當時里根(Reagan)政府不愿意通過一個社會主義政府直接提供美國的援助，但由于受到電視中災難鏡頭的觸動，美國的基金會不顧這一點，獨自采取了行動。蓋茨基金會就是基于把美國慈善帶到全世界的愿望而建立的。

    這是一部學術歷史書，更側重于事實而不是籠統的評判，當聰茨探討一個問題時，會讓它保持探討的狀態。這樣做有其優點，但在風險慈善的問題上，又有其局限，作為歷史學家，他似乎有一種對新事件避免過多談論的謹慎。

    人們或許會逐漸淡忘，但蓋茨慈善之舉（現在得到沃倫·巴菲特的支持）的驚人規模和雄心，似乎值得人們賦予其更大的重要性。正如聰茨對19世紀的描述：“慈善項目體現了前所未有的慷慨和自大。新一代富人自由地暢想和設計公益事業，并且付諸實施。”

    問題在于，面對國內的收入不公和失業問題，美國的基金會是否會轉回國內，放棄全球慈善。它們會受到這樣做的壓力，但如果它們的全球雄心就此減弱，將是一種遺憾。

    在人們對美國的實力和合法性逐漸失去信心的時代，這種慈善事業仍會是一座燈塔。

    （據英國《金融時報》 方舟/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