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飛——  

    “我覺得我們的模式也提供了一種思路，由國家、社會和家庭三方合力來解決免費午餐的問題，從而節約了政府成本，也能得到有效監督，創新了社會管理的方法。”

    2012新年伊始，一則“免費午餐被中紀委調查”的謠言在網上流傳。雖然這則謠言在第二天就被公開辟謠，發言者被禁言，但鄧飛提起這事依然有些生氣。其實鄧飛在第一時間就看到了，但他郁悶的是不能隨便的好像街頭巷尾拌嘴吵架一樣的罵回去，當時已是深夜，最后他的回應是，“鬧什么鬧，睡覺！”。

    幾乎每一天都為免費午餐四處奔忙還要面對毫無根據的質疑，一般人這么操心很可能會失眠了。“怎么會？我都是在做好事啊，又沒做什么虧心事。”鄧飛的反應略顯敏感，或許源自剛剛發生的質疑風波，他確實挺懷念自己當記者的時光，是多么自由和快樂。

    作為受訪者，鄧飛尚不熟稔，看得出他努力地謹言慎行。不過，他也能看到月亮的背面。“有壓力是好事。有幾個人能有機會有我現在的經歷？如果我只是一粒小小的煤炭，壓力會把我變成一顆鉆石。”

    不做歷史的旁觀者

    以針砭時弊的調查報道成名的記者鄧飛，在他33歲的時候推開了生命中的另一扇門——2011年2月他聯合500名調查記者發起了“免費午餐”公益計劃。而后，這項計劃因為成功的利用包括微博在內的全新的信息傳播方式，高效地整合利用社會各界的資源，僅項目啟動的頭8個月，就籌得了2500萬元的善款。這意味著，在中國大地上13個省110所學校的貧困學童每天中午能吃上一個雞蛋、一份菜、一份米飯的的熱騰騰的午餐——他們中的不少人，以前中午只能喝冷水充饑。

    有業內研究者云，“免費午餐”計劃最大的價值是和政府形成了良性的互動，因為去年10月，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從2011年秋季學期起，中央財政將投入160個億，為試點地區約680個縣(市)、2600萬農村義務教育階段學生提供營養膳食補助。

    “以前做調查性報道，到處揭露腐敗、黑幕，我相信那也是對社會很有價值的，因為我的監督也是為了這個社會更完善。但有時候監督多了，會有無力感，所以我想，為什么不動手建設呢？”這回，這個來自決策者們的強烈信號讓鄧飛真實地感覺到自己不再是一個歷史的旁觀者。

    眼下記者成了他的“兼職”工作。從2003年開始，鄧飛就供職于《鳳凰周刊》，目前任采訪部主任，其實自從免費午餐開始后，鄧飛早已顧不上雜志社的工作，不四處跑著采訪，卻依然忙著趕路，甚至更忙。老東家很厚道，就干脆把他當形象代言人了，“鳳凰還剛給我加了薪，每年都加。”鄧飛說。

    骨子里的“行動派”

    和鄧飛打過交道的人，會覺得他的大腦是一個高度發達的多線程處理系統，可以和一桌子人同時談不同的事，他不但主導節奏，還會突然從一條線上切換過來說另外一條線的事情。他是湖南人，身材強壯，濃眉大眼，目光仿佛時刻裹挾著一種力量，很少露出疲憊的樣子。“你的腦力很強大啊！”“才不是，你看，這都是去年長出來的。”鄧飛一邊展示他后腦冒出的星星點點的白發說，“去年的時候還一點也沒有”。

    轉眼間，他又表現出“衣帶漸寬終不悔”的意思。他認為做報道和做公益兩件事的本質是一樣的，做調查記者是揭開問題，促進問題解決，免費午餐是更直接地幫助別人。“我沒有轉身，我是左手監督，右手建設嘛！”此刻他正在為“免費午餐”的事務趕往北京蘇州橋的路上，在狹窄的車后座和眾人擠在一起，說話的同時還盡力扭著身比了個兩手平舉的姿勢。

    他是個典型的“行動派”，這天去找合作公司談事，上樓時和十多人一起擠在電梯里，雖然他旁邊就擠著大廈的保安，他還是“控制”了電梯的按鈕面板，后面擠著的人一個個地喊著樓層號，他一邊幫忙按，一邊還負責解釋——“這一層的按鈕有，但是按不下去。”旁邊保安小聲補充道：“按下去也不停。”鄧飛怕后面人聽不到，就馬上轉過臉大聲重復：“按下去也不停。”

    就在進電梯的前一秒，鄧飛還在和助手小童說：“等會上去我要睡一會，就20分鐘，我扛不住了。你先和他們談。”只是上樓后他沒睡成。斜在沙發上簡單地和愛盟網站的負責人談了信息披露方面的合作后，鄧飛讓小童幫忙從袋里找出黑框眼鏡，他又“霸占”了愛盟負責人的辦公桌，瞪著眼睛坐在電腦后面足足一個多小時，進行網易在線訪談。

    這一天是2012年1月11號。在助手小童的記錄中，鄧飛的一天是這樣的：早上7點起床，9點30分趕到北京INN英國簽證處，12點朝陽門外必勝客餐廳討論“溫暖順風車”問題并接受采訪，下午3點30分至4點30分網易微訪談，4點半在愛盟辦公室討論信息披露平臺事宜，6點與基金會中新網程剛等人討論信息披露細節，7點晚餐，11點到通州家里……對于鄧飛來說這只是免費午餐計劃開始后非常普通的一天，在北京的典型工作日，實際上，他是剛剛去湖南考察學校回來，而1月12號下午他又出現在上海和于建嶸教授一起進餐。

    像耐克那樣

    鄧飛不覺得“免費午餐”今天的規模和態勢是意料之外的。談及免費午餐最早受益的學校黔西縣花溪鄉沙壩小學，他常常使用的是“試點”、“模式”等詞語。而當他在2011年3月間考察包括沙壩小學在內的四五所學校的時候，就已經想好要援助一個學校，甚至有計劃要謀求建立標準化模式來推動中國貧困山區免費午餐計劃。他承認從一開始就想引發政府部門的關注并最終由政府實行免費午餐，因為他的目標是：“畢竟我們的力量是有限的，我們做免費午餐愿景就是通過若干年的努力，使免費午餐成為基本福利。”

    鄧飛目前面臨的最重要挑戰有二，一是如何繼續與政府良性的互動，二是如何管好用好四面八方撲面而來的資源。

    “我覺得我們的模式也提供了一種思路，由國家、社會和家庭三方合力來解決免費午餐的問題，從而節約了政府成本，也能得到有效監督，創新了社會管理的方法。不管最后采取哪種模式，我們最后都會成為監督者，竭力看緊、保護好這個項目，不讓好事變成壞事，同時，以我們的經驗促進公共政策落實過程中制度的完善。”鄧飛說。

    免費午餐計劃2011年2月就開始醞釀和啟動，2011年4月馬伊琍等名人開始介入活動，事情仿佛越過節點，開始飛速旋轉。鄧飛說他從那時開始明顯地感覺到各種資源撲面而來。捐錢、捐物、捐時間，沒有辦公室有人捐，沒有工作車輛有人捐……“這些資源是沖著我個人的公信力來的，但我得規劃好，科學地使用好這些資源。”鄧飛說。

    鄧飛很推崇耐克的模式。著名體育品牌耐克采用經典的“輕資產管理模式”，就是商業公司將產品制造和零售分銷業務外包，自身則集中于設計開發和市場推廣業務。而鄧飛希望自己以后成為一個資源集納平臺的管理者，定戰略，做品牌，而將大部分執行層面的事務外包。而目前免費午餐團隊的長期工作人員有11名，都是所謂的“全職志愿者”，每人只領取1000到3000不等的工作補助。

    ■本報記者 張夢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