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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劉選國
中國紅十字基金會副理事長
劉選國/文
上篇曾談到，公益組織應首先從進一步專業細分，向專業服務救助轉型，只有這樣才能更有效地形成社會救助的合力，并體現公益組織的社會價值。其次，一些以極端案例、個案救助為籌款模式的機構應當改變其傳播和籌資策略。近年來，一些公益組織、一些公益救助專項基金往往都是從一些媒體發現報道的挑戰社會道德和心理底線的極端個案入手，利用全社會的關注契機開展籌款和救助工作。過去一個時期在政府社會福利保障和救助缺位的情況下，這種模式的救助是有社會價值的，尤其是對那些社會和政府尚未關注照顧到而陷入困境的特定群體，公益機構的傳播和救助有益于讓全社會和政府關注到這類社會問題，并促成這類問題的解決。但一旦政府已經認識到了這些社會問題，并整合社會資源投入來解決這些問題，尤其是政府編織的救助網希望做到救助所有急難和弱勢群體，極力防止沖擊社會道德和心理底線事件發生，我們可以想見一是這類極端案例會越來越少，二是我們的媒體傳播也不能再以這類極端個案來吸引眼球了，因此公益組織需要及時調整我們的傳播和籌款策略，靠眼淚指數和同情心賺取捐助的個案救助項目模式難以為繼。
第三，與政府的協同、信息共享將成為公益組織參與社會救助的常態。以前進行社會救助，公益組織與政府是兩張皮，各自為政，互相配合少，甚至在救災等領域還有互相排斥的事件發生。在近年的政府救助策略中，已把動員社會資源和公益組織參與救助作為發展方向，這次研討班上，無論是老師的講課，還是民政部長和國務委員的講話，都把發展慈善事業、組織動員公益機構參與社會救助作為重要內容。因此，公益機構要把與政府協同配合救助作為努力方向，不要排斥與政府的合作，這不僅僅體現在積極參與政府購買公益服務，還應體現在公益機構、草根組織及時發現社會救助需求后，與政府的救助協同，并開展靈活、專業的救助上。尤其是，過去政府救助和民間救助信息是分離的，近年來民政部門、醫療衛生部門都建立了龐大的數據庫，但公益組織不能共享，因此政社不同程度存在重復救助、救助程序繁雜、資源浪費，甚至有少數不法分子借信息不對稱而斂財的問題。現在政府倡導搭建政社救助信息共享平臺，我們公益組織要積極響應，緊密配合，整合政社資源，分工合作，力爭建立起全國信息共享、專業細分的社會救助平臺。
第四，一部分胸懷偉大使命的公益機構可以從底線救助業務中轉型升級。基金會、慈善機構和公益組織在其成立時都有其使命和愿景，都有其差異化的服務領域，這樣構成了社會組織與政府、經濟組織并存發展、各盡所能的社會生態。但我國的公益組織大多扎堆于社會救助，這與我國當代公益組織發展的歷史緣起有關，它們早期成立的目的是我們政府由計劃經濟包辦一切向市場經濟有限政府轉型時，為彌補政府一些公共服務的缺失才得以萌生。以基金會為例看，美國及歐洲的基金會參與社會救助的僅占很少比例，它們更多關注的是社會進步、人類發展、精神信仰、人權保障等領域，美國的基金會被譽為上個世紀美國社會進步的第四大力量之一。中國的基金會起步晚，一些中國字頭的基金會最初都是以教育救助、醫療救助、殘疾人、婦女兒童弱視群體救助為主要業務范疇，近年來才開始有一些非公募基金會著眼于社會發展、教育公平等更深遠目標來開展公益活動。因此，隨著中國經濟發展，政府在公共服務、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等方面更多履責，一部分公益組織可以逐漸從這類具體救助事物中撤出，去選擇那些著眼于社會善治、人類進步、世界和平、全球治理、精神信仰等更深遠的領域去開展業務，包括紅十字組織也應更聚焦于人道救助和人道理念傳播這樣一些核心業務領域。這樣通過公益領域的讓渡、專業細分，把一些普惠式的社會保障和社會救助工作讓政府去做，讓草根組織去做，一些胸懷理想的公益機構可以去發現、開掘政府和社會尚未發現的需要關注的新領域，這樣，像洛克菲勒、福特、蓋茨等偉大的基金會就會在中國出現，公益組織為中國的社會進步和世界文明、人類發展就能創造更多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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