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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9-08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高文興
喜德縣某村小，孩子們在簡陋的土棚內讀書
8月31日夜里，一則《索瑪花基金會理事長黃老邪被捕!》(編者按：應為“索瑪基金會”)的消息又引爆了公益圈，因為這個基金會開展支教活動的寶石小學就是上月初那篇賺足公眾眼淚又引發一撥質疑的“最悲傷作文”的事發地。
8月31日19時49分，黃老邪的新浪微博@老邪哥哥發出一條消息，稱自己“在從兒童村下山的路上，被公安抓去，并戴有手銬”，并配發了現場拍攝的數張照片。(此條微博估計由他人代發)
這個自稱“黃老邪”的黃紅斌，他作為主要發起人并在其中擔任要職的基金會全稱為“四川省索瑪慈善基金會”，主要工作內容是在四川涼山州地區以支教的形式讓失學兒童接受教育。
就是這樣一家從事公益慈善項目，并且幾天前剛引起巨大反響的基金會，最終其發起人以這樣的姿態被大眾所銘記，且先不論其所涉罪名是否成立，但這樣的結果不免令每個人唏噓，更讓公益人士心痛。
當晚23時，四川省西昌市召開新聞通氣會，確認依法拘傳了黃紅斌，并透露，“經西昌市森林公安局前期調查核實，黃紅斌涉嫌非法買賣國有飛播林地，并違法改變土地用途、違法建設”。
7月末8月初，由于“最悲傷作文”在網絡上的走紅，小作者所在的寶石小學及其他索瑪基金會開展支教或建設的小學自然得到了廣泛關注，但也因此被查出，基金會在當地建設的名為索瑪花的愛心小學(兒童村)在開辦過程中，涉嫌違法買賣、占用國有林地，違法建設，非法辦學，建設場地因施工造成地質災害隱患。
涉嫌違法建筑和違法辦學，這樣的小學當然是留不住的。于是，在被拘傳之前，黃紅斌就已經被通知，索瑪花愛心小學即將被拆除。幾日來，黃紅斌通過新浪微博和QQ空間發布數篇圖文，說明學校的存在價值和歷年的建設費用。顯然，這樣的“掙扎”并沒有起到用處。
如果罪名成立，不知各位看官對黃紅斌以及他的基金會作何感想?但近年來，公益圈已經有無數不爭的事實結果擺在眼前：
北京，解決城市留守兒童的同心實驗學校因資質等問題，皮村這個打工者社區的典范時不時成為“非法辦學”的聚焦地;
河南，累計救助上百名棄嬰的袁厲害因一場慘烈的火災，自己多年的愛心變成了“非法收養”;
深圳，曾被譽為“中國民間慈善第一人”的孫國瑜因沒有公募資格，旗下苦心征集的捐款變成了“非法募捐”;
……
即便我們理解草根個人或草根機構在民間做公益有多么艱辛和無奈，但從南到北、從首都到地方，無數的前車之鑒在告誡著我們這個“太不成熟”的公益圈，到底還要經歷幾任“黃老邪”，才能培育出一名合格的“桃花島主”呢?
其實，“黃老邪”黃紅斌已經不是第一次踩界了。
記者在號稱“全球最具影響力的論壇”天涯社區上，翻到黃紅斌在2011年8月份發的一個帖子。彼時，黃紅斌還沒有基金會，他和另外兩名志愿者成立的“涼山州索瑪花支教助學聯盟”剛剛成立三個月。據現在基金會的官網稱，當時，他們做得更多的是“通過QQ等網絡平臺發動網友們籌集物資，并多次分批送到大山深處的孩子們和老鄉手上”，而招募愛心人士去當地山區學校支教，僅僅開始了不久。
那年8月20日，黃紅斌在QQ空間上發表日記，記錄了他們在涼山州喜德縣西河鄉書口小學的支教情況。不料，日記的點擊量過幾十萬，并被騰訊轉載，繼而被時任四川省省長看到。由于當時國家在農村大規模地實行撤點并校的政策，沒有認真執行的喜德縣和涼山州領導因此被批評，該學校以及喜德縣所有的村小都旋即被拆除。
由于當地中心小學不具備足夠的住宿和伙食條件，許多村落距離小學甚遠，孩子上學需要翻山越嶺，這些村小的拆除直接的影響就是孩子的失學。
5日后，黃紅斌在天涯的帖子里面布滿憂傷地寫到：“我不知道下午會怎樣，我怎樣去和支教老師解釋，怎樣對我們曾經幫助的孩子解釋，他們舍不得我們，我們也不想離開他們……我的憂傷從那里路過……”
雖然這次初嘗公益受阻沒有給黃紅斌本人帶來什么直接影響，但這種“好心辦壞事”的郁悶經歷應該是讓他難以忘記的。
時間來到2013年7月份，有網友在黃紅斌的新浪微博中回復指出，通過對黃紅斌的“助學聯盟”官網所發布的善款收支和結余的計算，發現有158.95萬的資產去向不明;即便通過官方發布的財務公開和審計報告上的數據對比，也發現有30.73萬元的收入差距。記者翻閱此后黃紅斌本人的微博，并沒見到他對此質疑的回應。
那么，在其他時間，黃紅斌的公益路上是否還遭遇類似與國家政策法規相抵觸、財務狀況遭受質疑的情形，記者不想妄加揣測。但在今天，當他的公益事業已經從一個“助學聯盟”升級為注冊在案的“四川省索瑪慈善基金會”的時候，當基金會的已建小學已近30所的時候，我們的這位“黃老邪”是不是該從未來發展的角度考慮一下機構的合法性問題?
于是，今年8月，當基金會成立整一年的時候，當“黃老邪”親手把“最悲傷作文”放到網上，感受到這種全國為之落淚的“得意感”鋪天蓋地涌來的時候，質疑聲也悄然而至。
由于“最悲傷作文”發生地——索瑪花愛心小學的興建和擴建費高達約30萬人民幣，且全部來自愛心捐款，這筆巨款的具體使用開始被公眾在微博上所質疑。繼而，網友又質疑為“最悲傷作文”小作者所籌款項的用途被擅自改變，以及校舍的占地合理性問題。
這一次，“黃老邪”似乎是不得已，終于通過微博回了話。
8月6日，黃紅斌以懇求的語氣在新浪微博上表示請大家“還基金會一個公道”。他首先在當天曬出為小作者柳彝(本名：木苦依伍木)發起籌款的緣由和善款去向說明;9日，又曬出索瑪花愛心小學(兒童村)的預算說明;月底，又發表圖文表示占用的林地根本不適合種植……
然而，一輛高速運轉的列車一旦出了問題，往往是剎不住閘、轉不了彎的……于是就有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
(注：在接受調查后，黃紅斌已于9月1日晚回到家中，但據悉，警方對索瑪慈善基金會所涉財務問題的調查才正式開始。)
旁觀
黃紅斌其人
黃紅斌（老邪，右）與胡仲陽，在黃紅斌開的“螺髻山戶外”用品店門口
編者注：本文發于2011年7月9日，時距涼山州索瑪花支教助學聯盟(“四川省索瑪慈善基金會”前身)成立僅兩個月。
黃紅斌是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古城樓大通門外“龍字號家電維修部”的老板。說他是“老板”，其實員工也是他自己。他還和朋友一起合開一家旅游登山戶外用品商店，就在家電維修部兩百米開外的古城商業街上。聘有一位員工看店，生意清淡。
我在美國洛杉磯，與黃紅斌遠隔萬水千山，素不相識。有機會認識他，并且后來在西昌見到他，緣于他所拍攝的西昌城外小涼山上的那些彝族山民的照片。
照片是黃紅斌的朋友替他貼到網上的。照片里的小孩看上去衣衫襤褸，上了年紀的人看上去飽經風雨，但是個個傳神，一看就讓我久久忘不掉。不光我有這樣的感覺，網上跟貼的人很多，許多網友也同樣欣賞他的攝影作品，并且對山里貧困孩子表示同情和援助之意。也有人指責他，說他就是為了發表攝影作品而已。
我有個16歲的兒子，叫胡仲陽，在洛杉磯地區一所著名的高中讀三年級，成績優秀，積極參加多項學生課外活動，被同學票選為學生會干部。暑假快要來臨前，多家美國長青藤大學給他發來暑期班的通知。我和妻子給兒子選擇：或者去名牌大學進修(收費自然昂貴)，或者去一個貧困地區體驗生活。兒子沒有猶豫就選擇了后者。
為了選擇一個貧困地區，我一邊給朋友打電話求助，一邊花了更多的時間在網上搜尋。先后給不少地方的政府扶貧辦公室，貧困地區的縣、鄉干部和秘書，以及幾所貧困地區中心校的校長和老師打過電話。探索去那里的可行性和具體前往的方法，我的目標是找一個真正貧困的地方。
在浩瀚的資料中發現了黃紅斌的照片。幸運的是，他的朋友還將黃紅斌的電話列了出來。我給黃紅斌打了電話。在此之前，沒有一個人像黃紅斌那樣，給我如此耐心細致的介紹和指點。比如，如何抵達西昌，如何進到沒有公共交通的大山里，帶些什么東西，山上沒電怎么辦，住在哪里，吃什么，喝怎樣的水。他說話的語調平淡，沒有聽出一絲熱情。但是，我感覺到了電話那頭一個從未謀面的陌生人的熱心腸。他說，他可以找朋友送我們上山。我當時沒敢問他從事什么職業，除了拍照，他如何維持生活?有無家庭?
當我和兒子歷經波折于2011年6月17日抵達西昌，在古城大通門外“龍字號家電維修部”見到黃紅斌時，從未見過的他就像一位相識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樣。他告訴我們他所作的安排：他已經聯系了山里的一位鄉村老師羅文華，第二天下山來迎接我們;到了山上想住誰家都可以;山上的彝族人民雖然貧窮，但非常質樸、熱情、好客;山上非常安全……后來這些我們都親身經歷了。
我和兒子慢慢知道，黃紅斌是一位業余攝影愛好者，喜歡戶外活動，常常獨自一人或與驢友、攝影愛好者結伴登山拍照。他那狹小的家電維修部就像一個攝影愛好者的聯絡點。
70后的黃紅斌也年屆四十了。他和妻子育有一對14歲雙胞胎兒子。不抽煙、不喝酒、不玩牌，沒有其他嗜好的黃紅斌，就愛戶外運動和攝影。在攝影的過程中發現了大山里的彝族貧困孩子和破落的鄉村學校，于是他多了一項愛好——公益。
他拍的照片放在網上，引起了全國各地甚至海外人們的注意，捐助的錢物越來越多，東西都寄到黃紅斌那兒。于是，黃紅斌又多了事情：和幾位同樣充滿愛心的好友，一起將物品送到山上的貧困孩子們那里。我和兒子上山的時候他們這樣做了。一個星期以后我和兒子下山時，他們來半路上迎接我們，又將一些新來的捐助物品送上山。
在山上期間，我們親自看到，在黃紅斌的幫助下，貧困的“孤兒奶奶”有了鞋穿，有了源源不斷的糧食和油;貧困的鄉村老師羅文華家的房頂上終于也蓋上了瓦片，安上了太陽能燈和充電器，終于有了一匹馬，可以幫助馱運捐助物品上山;大山四處山上的學校的學生都得到了外面愛心人們捐助的學習用品和衣物。這都是因為有了黃紅斌這個人。
黃紅斌的照片拍得好，他人也好，心善良。他不光想著幫助涼山里的貧困孩子，就在他的電器修理鋪子里，他也不忘助人為樂，為此結下好人緣。有位看果園的老人，有件電器無處修理，跑到黃紅斌這里。黃紅斌不光給人修好，還不收老人的錢。以后老人常去看他，得知老人住處沒有電，他又免費為老人安裝了微型太陽能電燈。當我們從涼山下來，路經老人的果園，老人和他的妻子款待我們像家人一般。這全因為是黃紅斌。
黃紅斌的照片被一些雜志采用，多次獲獎。他拿到的獎勵，轉身又用在了山里貧困的人們身上了。
在山村堅持教書22年、每月工資只有45元人民幣(鄉、村另補貼一年1500元)的羅文華老師告訴我們，黃紅斌為了幫助他將來能夠脫貧，自己掏錢買了130多棵核桃苗，送給羅老師栽種。
河南鄭州一位21歲的大學畢業生李科，看到黃紅斌的照片，瞞著父母辭掉城里的工作，志愿來到山村學校教書。黃紅斌為他免費安裝了微型太陽能燈和充電器。為了給這位義務支教的小伙子每月些微補貼，黃紅斌正在籌錢。
后來，不安分的黃紅斌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跟羅老師說，將來要籌錢把來洛小學破舊、黑暗、透風的泥墻危房改建，或者搬遷至另一處地方，蓋新的教室和宿舍，把散布在附近山里的自都村三所學校合并在一起，組成一個中心校，改善學生老師的教學環境，提高教學質量。
當羅老師告訴我們這個愿景的時候，我看到他眼睛里閃爍著對未來充滿期待和憧憬的亮光。
黃紅斌，一介平民百姓，一個個體經營者，一個因登山不休息、敢于夜晚登山而被朋友稱為“老邪”的怪人，一個曾經因病而遺留下輕微半邊面癱的英俊年輕人，你究竟是個什么樣的人喲?
(胡似剛/文)
觀點
最悲傷作文將面臨最悲哀結局?
索瑪花愛心小學和它所處的周邊環境，貧瘠荒涼
■ 文/韓青
隨著“悲傷作文”，大涼山的社會問題也被放在聚光燈下討論。涼山當地如坐針氈，這兩天下發通知，要求所有支教老師持證上崗，同時限期拆除已運轉三年的愛心小學。這篇作文折射出民眾的貧困、政府的無能，讓他們覺得顏面盡失，覺得甚為委屈——“縣里所有民政政策都是落實到位的，孩子不是沒人管”，涼山“也并非一些媒體臆想的那么貧窮”，越西縣分管教育的陳姓副縣長就對媒體直言，“最悲傷作文”對縣里是“一個沉重的教訓”。
他們也許不能解決這些沉疴頑疾，但至少，能解決正在曝光這些問題、試圖解決這些問題的人。以前他們對公益支教睜只眼閉只眼，是因為這些志愿者的工作可能會對當地政績有所助益，可當這些問題引發外界關注時，他們會覺得，當地的形象正因此受到損害。趕走這些志愿者，關掉這些愛心學校，也就不再是諱疾忌醫，而是對癥下藥了。
也許有人會怪索瑪基金會，你們為何不能低調行事?事實上，索瑪基金會在策略上已經盡量低調。我早在7月初就在網上看到那篇作文，還特意詢問基金會的“老邪哥哥”是否需要聯系媒體報道，他的回答是不需要，只是將其作為支教老師的見證，無意擴散。但網絡傳播自有其規律，不一定合乎他們的本意。
這篇作文被新華社報道、被央視新聞1+1關注后，索瑪基金會更是加強與當地的私下溝通，“保持沉默，戰戰兢兢，一忍再忍”，甚至不去澄清一些質疑，而是配合當地政府的說辭。但等到的結果，卻是驅逐與拆除。無論這些公益人如何努力，在當地政府眼里，他們都已經是“不受歡迎的人”。越西縣陳副縣長表示，“一些老師的做法，不論是有意還是無意的，都對這里產生了傷害”。
公益，就是這樣成為“公害”的。而這種演變，又豈止現在，又豈止涼山。比如北京周邊的農民工子弟學校、河南商丘的艾滋孤兒學校，就被指責是“無證辦學”，“限期關閉”;河南蘭考火災后，“愛心媽媽”袁厲害被質疑是“非法收養”;環保人、維權人印制宣傳資料，被以“非法經營”為名刑拘;女工機構“向陽花”遭多次逼遷、約談后，被要求“依法撤銷”……
從公益到公害，只在一念之間。至于索瑪基金會被趕走后，缺老師怎么辦，當地回應：“這是由歷史的客觀原因形成的。這種情況，在其他縣也存在。而縣委縣政府連續4年多，都把教師隊伍的補充放在所有事業單位隊伍補充的第一位進行的。”愛心學校被關停后，原來的學生怎么辦，當地回應：“孩子們肯定不會沒學上的，具體辦法還在研究中。”
那真的只要有證就可以嗎?當索瑪基金會告訴校方，可以派有教師資格證的支教老師過去時，校長立刻回復：算了，還是不要來了。而陳副縣長則表示：“有教師資格證的，通過縣教育局依法、依規申請的，我們歡迎。”有證只是必要條件，核心條件則是要通過縣教育局申請，真正的擔心則是，“要是再鬧出一個這樣事兒來，你說我們怎么承擔?”
相比孩子們的學習生活，官大人們的臉面更重要。涼山州，就差在路口掛一個“公益止步、關門謝客”的橫幅了。
最悲傷的作文，收獲的是最悲哀的結局。這是索瑪基金會面臨的尷尬，也是中國公益人困境的縮影。支教老師被趕走后，即便還會有“最悲傷故事”，但至少，不會有“最悲傷作文”了，大涼山，依然可以活在自己的“世外桃源”里。
(據NGOCN)
拆了“最悲傷作文”小學，然后呢?
■ 文/姚遙(公益人士)
看懂這一事件，還需了解更多背景。當地是一個移民村落，原本沒有設計學校，距離最近的公辦小學步行至少兩個小時。山區低齡兒童還不具備住校的能力，步行去上小學，不僅體力跟不上，還會有安全問題，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再大幾歲以后就學。就近設置一所村小，低齡兒童可以方便就近上學。
問題又接著出來了，設置一所合規的村小，需要先將農地轉為建設用地，然后做地質勘探，避免有地質隱患，再開始三通一平、繪圖審圖、招標等等一系列的工作。在偏遠山區里，做這么小的一個建設工程，無論是跑完全部流程，還是找到有資質的施工隊進入，每個環節都存在實際困難。
一方是一百多個學生需要就近入學，但政府還沒有相應的計劃，另一方是沒有非常充足社會資源的社會熱心人士，資金不足，也無力走完全部流程。這件事情，做還是不做?如果不做，法律沒有被違反，一百多個學生改變生命的歷程去適應現實。而黃紅斌選擇了往前突破一步，用了非建設用地蓋校舍，招募了不具備教師資格的志愿者參與教學，每一步都和現行法律抵觸。
毫無疑問，做公益當遵循法律規約，公益組織募集的資金很多來自愛心人士，不同于個人投資，其使用當審慎至極，對社會負責，避免違法帶來的公益資源浪費。但也得看到，對當地兒童而言，他們前往就近草臺班子的愛心學校，而非選擇較遠但是正規的公辦學校，這也能說明些許問題——當地政府沒有充分地回應復雜情況下村民對義務教育的需求，也是這個矛盾中不應回避的一面。
這個矛盾并非只有政府回避問題或強行處理兩種情況，真實的矛盾是如何方便偏遠地區學生接受教育。如果以服務村民作為一切行動的核心，政府如果暫時無力解決教育問題時，可以更好地借用民間力量，或由教育部門接手善后。而更大的制度設計上，還要回應如何便于貧困地區設立村小，而非一刀切沿用落實困難的高標準。
實質上，當地政府前幾年還曾給涉事小學發教材，這也相當于默認了該村落需要一所小學的事實。將其拆除了，難道要讓那群孩子重歸“為上學長途跋涉”的命運?愛心學校確實違反了法律規定，政府也有沒盡到的義務，法律更需要保護公平的正義。如果以村里兒童的教育權為中心，法律更應促進政府和民間如何合作解決社會中被忽視的需求。對此，涉事愛心小學可以是為了解決矛盾而產生的矛盾，也可以是一次村小建設改革的契機，我希望最終發生的是后者。
(據《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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