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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8-20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閆冰
編者按：
非洲災區、汶川地震、蘆山地震、天津濱海區爆炸……不管在哪里，有新聞的地方，就有記者在現場，在離新聞事實最近的地方。
三位記者，三段故事，希望能讓你有些感動。
《公益時報》張明敏：
想在最接近新聞事實的地方
坐標：天津，濱海新區
爆炸事故發生后，《公益時報》張明敏就趕到了天津。他堅信，即便自己身處一個行業媒體，但是在新聞事件面前，哪怕與央視、人民日報、新華社都是站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的。
當晚，他住在離爆炸事故最近的一個露天安置點——濱海新區開發區二小。
到了安置點，他發現如果自己拿著相機，這么鮮明的記者特色很難進去，于是他收起設備，拿了一些救災物資假裝送東西的志愿者，混了進去。
在安置點，他看見了公益小伙伴——藍豹救援隊，感到分外親切。一邊采訪、了解救援情況，一邊“混”了點設備——防毒口罩、救災背心，這兩件設備在爆炸區顯得尤為重要。
第二天，他就向核心爆炸區挺進，徒步走到能走到的最近的地方。他想：我已經離得這么近了，怎么都要到現場去看看。也許有人會覺得，既然網上已經有了很多信息，什么都能看到、別人也發了，還有必要嗎?“想要干新聞，就一定是要去最接近新聞的地方。”張明敏這樣想。正因為這樣，他第一時間傳回了很多來自一線的珍貴照片，也對事實有了更加清楚地掌握。
深入爆炸核心區域，看到無比慘烈的場面。那種感覺是無法形容的。目前防核生化部隊正在作業，將最早于明天開始清理爆炸現場。
破損的樓房、公交車、輕軌列車，還有靜止的鐘，都在訴說著這里發生的悲慘事故。
除了了解事實、通報最新進展、核實發布不實消息的澄清等等，張明敏也想做點公益行業媒體能做的事。他想到了幫忙找人。
部分失聯港務消防隊員及其家屬的信息：
?? 楊偉光，24歲，河北蔚縣人。天津市塘沽公安局消防中隊隊員(合同工)。是首批進入現在救援的消防員。楊偉光舅舅甄兵：“孩子到現在無任何音訊。”
?? 王俊，27歲，未婚，天津塘沽公安局消防中隊4隊隊員，首批進場救援。母親田鳳林：“到現在也沒有任何孩子信息，政府也沒管，我的孩子到現在照片都沒公布。”
?? 王全，41歲，消防隊臨時工(消防車司機)，第一批進入現場的救援者。妻子祁寶清(河北盂縣人)：“目前未有任何聯系，政府也未公布信息，全縣共有十幾名同鄉在這消防隊打工，目前情況都同王全一樣，家屬組團而來。”
——公益時報張明敏《天津爆炸第三日綜覽：撤離消息不實 瑞海被疑走私》
一連待了幾天，讓他印象深刻的是第六場發布會。當天有一些情緒激動的家屬要闖進發布會現場，面對突發狀況和安全考慮，保安關上大門，隔開了里面的記者和外面的突發狀況。張明敏發現，自己和身邊的戰友們都不約而同地湊到門口，你擁我擠地拿出手機、錄音筆緊緊貼住門縫，每個人都努力試圖從外面的吵鬧中獲取一絲絲有價值的信息。
在那樣一個瞬間，他想我們都一樣在現場，傳播渠道都是暢通的，新聞面前，人人平等不就是這樣嗎?身邊這群人既是戰友，又有點暗自較勁，拼速度、拼質量。他立刻給后方編輯部打電話匯報現場情況，編輯聽他的聲音有點顫抖，又有點激動。
每場發布會，他都在第一排席地而坐，在現場，發言人說什么，就拿手機手動速錄，然后傳給微博編輯，有時候還會看看身邊的戰友們，如果發現自己打字比央視的直播速度還快，他就充滿了成就感。
發布會開始時候是話筒傳給哪個記者，哪個記者就提問。后來已經變成了一場嗓門和速度的比拼：“你好我是XX的記者”“你好我有個問題想問一下……”發言人只要話音剛落，立刻就有記者提問，有時候發言人還會無奈地說：“那個，我還沒說完。”
然后他注意到，沒有人提問天津市民政局相關的領導，消防和環境方面的負責人是最受關注的，是被提問最多的。對口記者的優勢這時候就體現出來了，他得到了天津市民政局領導的獨家回復。
張明敏跟朋友們講自己怎么搶到提問機會的時候，開玩笑說：“還好，我聲音夠大。”
這次采訪經歷，他也有感動，看到了突發事件發生時候來自民間自發的公益力量：好多當地市民自發的運送物資，蒸籠摞滿了卡車的后面，一車一車的包子、饅頭運送到安置點，誰需要給誰。他笑說，體會到了什么叫做共產主義，挺讓人感動的。
這次，也有很多同行令他由衷敬佩，比如一位外國女記者，自己扛著攝像機、自己搞定一切，沒有抱怨、非常有禮有節;比如《財新》記者每次提問的犀利和刁鉆……他在學習，也在感受來自周圍的力量。
回來后，張明敏把這件陪他戰斗的背心工工整整地掛在辦公位旁邊，看著背心，他能想起來自藍豹救援隊伙伴的支持和關心，想起這次經歷的一個個難忘場面，想起在前方時來自報社編輯部同事們的配合……
記者這條路，不孤單。
鳳凰周刊鄭在：
那次離槍戰很近，離家很遠
坐標：非洲喀麥隆，東部。
“砰砰兩聲槍響過后，拿著鐵锨、棍棒的人群終于安靜下來。面對這群語言不通的黑人，帶頭的中國大哥通過翻譯大聲吼叫道：“有問題你們去雅溫得找政府去!我們有執照!”當地人看到憲兵向天開槍了，也就不敢再輕舉妄動。
這場對峙發生在喀麥隆東部一個名叫Gogazi的小村莊里。三年前，村里來了四家中國的小型采金企業。他們向當地人展示了從政府獲得的許可證，宣布河道中的黃金從此歸他們所有。以淘金為生的當地人自此失去生計。”
——鳳凰周刊 鄭在《“行賄、槍戰、偷金”——中國淘金者為何要在非洲危險“賭博”?》
2015年3月，這是鄭在第二次到非洲，與前一次不同是，這次兩周的非洲之旅讓他至今心有余悸。
走進喀麥隆最東部的一個華人淘金者聚集區，周圍打麻將的、唱KTV的，空氣里彌漫著煙味和喧囂，這些華人將自己半封閉起來，有點與世隔絕的味道，他們在喀麥隆最東部的地方形成了獨特的小圈子，鄭在就在這里一個小旅館中落腳，他有點恍惚自己是不是穿越到了《古惑仔》的電影里。
原本初衷是調研中國木材企業對當地的影響，但是了解后發現一些小型的中國淘金企業對當地的影響和環境破壞更為深遠。鄭在決心寫寫這個題。
開始通過一些正面交涉都沒有成功，無奈之下，他佯裝成考察金礦項目的商人，開始一次暗訪。今天回憶起來，那次暗訪危機四伏，特別令他后怕，但就是說不清為什么自己當時那么固執地要寫出個報道。
人生地不熟，加上本來就沒什么頭緒和進展，鄭在就坐在旅店門口，跟往來的華人聊天套近乎，“守株待兔吧肯定能有突破。”他這么想。
他刻意幾天沒刮胡子，穿了一件背心，讓自己看起來盡量邋遢一些。果然兩天下來結識了幾個礦老板，礦老板們五大三粗，話里夾雜著地道的臟字兒，渾然天成的江湖氣質都是他學不來的。
有個礦老板同意帶他去礦里看看。從首都雅溫得到礦區就要一整天的時間。在礦區連聊天帶考察，鄭在又待了兩天。
礦區讓他看見了《血鉆》的現實版，每一個礦點都有槍，周圍是礦老板雇用的當地憲兵，為了防止隨時來搶劫的黑人，槍戰和死人也是正常的。這種氛圍讓他無時無刻都在焦慮自己會不會穿幫，更可怕的是穿幫了怎么辦。
礦區第一天晚上，從來是不抽煙的鄭在，就特別想抽一根煙，他拿出本來自己準備跟人套近乎用的煙，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準備火機。
因為選題決定倉促，他也沒時間做功課，說出行外話、什么都不懂是難免的。一次，那個金礦老板瞇著眼睛，伸出食指指著他，他心想，完了完了，要穿幫了。結果礦老板慢悠悠地說：“你是不知道啊，去年這個時候來了好多跟你一樣什么都不懂的人，以為這個賺錢很容易，結果都灰溜溜的走了，你就當旅游了吧。”鄭在懸著的心終于放了下來，感慨自己太走運。原來有好多人就是什么都不懂，頭腦發熱就跑去做金礦生意，投機倒把的見多了，那些礦主們不稀奇。
2008年6月1日，喀麥隆東部大區境內的卡代河附近，當地的掘金工人正在作業。隨著淘金的開始，卡代河的河水早已混濁不堪。河道兩側的植被大多被破壞，并被開挖出許多大坑。
從礦上走了一遭，他又在當地NGO的帶領下，走訪當地受到影響的村子。
“當時感覺真的挺慚愧的，他們說以前他們門前是特別清澈的一條河，可是自從中國人來了之后這條河就越來越渾濁，而且我還親眼看見他們從那一條河水里打水喝，真的已經臟到不能喝了，有的村民實在是窮到沒錢買水，不得不喝。”鄭在心里特別不是滋味。
他還了解到，當地一些人的工作機會也被剝奪，失去了生活來源。因為中國企業買下了一條河道，其他人是不能在這里開采的，所以很多當地人就失業了。
更可惡的是，還有人欺騙當地村民。比如有個中國企業來了，跟這個村子說，我們在這里采金，之后給你們多少錢，還會給你們村通電。在非洲，落后的村子沒有電，一到晚上漆黑一片，如果能通電，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村民一聽見“light，light”就非常高興地同意了。
結果，開采期限一到，他們就偷著跑了，當地的男女老少都出動，圍著村子方圓幾十里地也找不到他們了。
可以想象，一個中國人，在當地聽著這些非常窮苦樸實的非洲人民，講著種種遭遇，尷尬、慚愧、難受一起涌上心頭。即便鄭在聽不懂當地村民說什么，也能從他們臉上看出他們非常激動和憤怒。
外國金礦企業的到來讓不少以淘金為生的當地人失去了工作，Gogazi村的三千村民現在只能靠種莊稼或飼養牲畜為生。
很多感慨只有漂泊在外才能體會。鄭在記得，從雅溫得去東部礦區的路上，司機一直很酷地聽歌不講話，車連個玻璃都沒有，只是拿膠帶糊成外部遮擋，開始時候，他特別緊張，把google地圖打開，留心觀察道路兩邊的情況，時刻保持著警惕。慢慢地發現是正確的方向才放下心，開始跟著司機一起聽歌。
里面的歌曲循環了一遍又一遍，有一首歌是筷子兄弟的《父親》，當唱到“托清風捎去安康”的時候，車外面的風吹著臉，鄭在想起多少天也不敢給家里打電話，想起家人，強忍住了眼淚。
很多時候，記者要面對一種無力感。他也會問，寫了這個稿子又能對那些非洲人民怎么樣呢?他想起有一個同行說的一段話：“記者的責任就是在于報道事實，報道了事實任務就完成了，不管結果是好是壞，都不是我們的職責范圍了。所以，想方設法接近事實真相就對了。”
回來后，鄭在還感染了瘧疾，高燒燒到40多度，他第一次怕自己就這么發燒死掉。他現在也說不清當時為什么要暗訪、為什么堅持，就像他也不知道為什么說不出口自己喜歡當記者。只是，“到目前，還沒有一個讓我舍得放棄這個職業的工作。”
何光：“記者”是一輩子的習慣
坐標：汶川，雅安
何光還是大四學生時候，汶川地震發生，他以志愿者和多家媒體特約攝影師的身份去了那里。他說，大災之后，很多人都會改變了對人生的看法，對生命的態度，他也是。
那天，他跟青川縣環保局的人一起下鄉，正好遇到一次6.0級的余震，車在行駛過程中感受并不強烈，但眼看到一塊數噸巨石從車前面滾過，如果早了哪怕一秒，他們也是連車帶人滾下山去。那一瞬間，他才深刻意識到一句被說爛的話：沒有人能知道下一秒會發生什么，也許離死亡就那么近。人生太無常，要珍惜現在。
在汶川，何光看到一個災民在路邊臨時搭建的棚子里啃著饅頭，這樣一個簡陋的地方就是他的居所。他過去跟災民聊天，才知道原來這位災民以前在縣城里有很多套房子、有工廠，每天飛來飛去談生意，地震讓他一夜間一無所有，但是此時此刻，他唯一的感受，并不是沒錢了，而是活著真好。
大學畢業后，何光正式成為一名記者。后來蘆山地震爆發時候，他已經是一名成熟的記者了。
地震發生后第二天他就趕到了成都，這次的感受和心態和以前有很大不同：汶川的時候，感覺自己更像是一個志愿者，但是這次是作為記者帶著任務去的。
何光一直覺得自己的內心還是很強大的，看過很多悲慘的場面也慶幸沒有留下心理創傷。但即便如此，一些場面還是能觸碰到他心靈最柔軟的地方，讓這個內心強大的人鼻子發酸。
蘆山災區，有一位父親在廢墟上面找自己的孩子，沒有工具就堅持用手挖，雙手的指甲都磨沒了，膝蓋也跪破了。后來，往來經過的素不相識的災民、志愿者都開始幫這位父親挖孩子。幸運的是孩子挖出來了，傷的不算嚴重，大家齊心協力把他抬了出來。還有一位懷孕的母親，為了保護另一個稍大些的孩子，不幸流產……當看到這些，何光都有點忍不住眼睛模糊。
10歲的黃肖在醫院接受治療，父親在一旁陪護。父親手上的傷痕，都是手刨兒子時留下的。
在災區的采訪時，哪里都是能住的地方：車上，帳篷，有時候就是靠著臺階、一塊石頭睡一會兒。“在災區沒有特別多可以選擇的地方。但是晚上并沒有失眠，因為真是累到倒頭就睡，沒有時間思考太多。”
多年的采訪，何光或多或少會接觸死亡，這樣的題材也要去了解更多更深層次的東西，也有涉及新聞倫理的部分。面對逝者家屬，何光體會到了一些“能做”和“不能做”。大災過后，在所有信息都不流通的情況下，有些家屬是非常想傾訴的，這時候他覺得自己與其是記者，不如更像一個社會工作者，這種聊天類似心理疏導和安撫，通過他的判斷和提問技巧，讓采訪對象有更多心靈的紓解，稿件的呈現也要帶著感情，對逝者是一種紀念和尊重。如果遇到并不想傾訴、有些抵觸情緒的采訪對象，何光也會充分尊重對方的意愿。
每個記者多多少少都會有一些情懷和理想主義來支撐他們沖在前面，隨著年紀增長，這些并不會磨滅，但考慮的也會越來越多。“以前自己一個人的時候還好，沒有什么后顧之憂，現在有了孩子，就開始有擔心，做什么都有了牽掛，開始評判危險系數、開始知道自己的安危維系著一個家。”何光說。
現在，也會更多考慮生計，權衡理想和現實。但他知道，不管自己未來何去何從，記者的習慣在他身上總會有抹不去的烙印，比如看到熱點新聞就會密切關注、跟蹤動態，而不管到什么時候，記者這段經歷都讓他倍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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