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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6-1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張明敏
6月12日，一份名為《中國綠色經濟展望：2010—2050》(以下稱《綠色經濟展望》)的研究報告在北京發布。這份由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以下稱“環境署”)資助，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以下稱“中信所”)組織完成的報告，基于T21(美國千年研究所開發)環境發展模型，對農業、森林、綠色建筑、可再生能源和核能、城市生活垃圾、城市交通、水泥產業等7個行業從綠色經濟的角度進行界定，模擬這些行業在發展綠色經濟過程中，需要的綠色投資額度，帶來的綠色就業數量，以及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環境會產生怎樣的整體影響，并提出了相應的政策建議。
中國社會科學院技術創新與戰略研究中心主任金周英教授指出，要想實現綠色轉型，除了政府政策引導外，民間力量推動和公眾參與也是必不可少的部分。
迫在眉睫的綠色轉型
三十多年的中國經濟增長奇跡，在使國力持續增強的同時，對環境也造成了很多負面影響。我國許多地區的水、空氣和土地等都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污染問題。
根據《2013中國環境狀況公報》(環保部，2014)，中國水環境質量不容樂觀，十大流域的1~3類、4~5類和劣5類水質的比例分別為71.7%、19.3%和9%;4778個地下水監測點位中，較差和極差水質的監測點比例為59.6%。
在空氣方面，2013年全國平均霾日數為35.9天，比2012年增加18.3天，我1961年以來最多;74個重點監測城市如果按照新空氣質量標準衡量，僅海南海口、浙江舟山和西藏拉薩3個城市達標，達標率僅4.1%。
同時土壤、耕地環境質量堪憂，現有土壤侵蝕總面積2.95億公頃，占國土面積的30.7%。農村環境形勢嚴峻，突出表現為工礦污染壓力加大，生活污染局部加劇，畜禽養殖污染嚴重。
此外，中國海面臨嚴峻的碳排放約束。對比2009年中國和世界二氧化碳排放強度，中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3.25倍，并且中國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已經超過了世界平均水平。如果2050年全球升溫幅度要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留給中國的排放空間將極其有限。
基于此，中國必須要進行綠色轉型。
“綠色轉型”中的民間力量
身為國際NGO“可持續發展聯盟”中國項目官員的潘佳麗最近都在江蘇和北京兩個地方之間奔波。她正通過中國可持續供應鏈能力建設項目與江蘇省境內的相關紡織生產制造企業探討，在結合國際經驗和中國實際情況的前提下，運用新技術、新工具、新渠道來促使企業原材料采購綠色環保，生產過程節能減排，廢棄物排放減少污染，以最終推動實現生產產品的綠色化，并幫助企業提升對可持續性生產的自我評估。
潘佳麗得知環境署《綠色經濟展望》這份報告后表示，要想達到報告中模擬的綠色環境狀態不是一個容易的過程，但他們現在所做的事情正是為了推動實現綠色經濟發展。
“我們最終希望生產企業在采購和生產環節實現綠色轉型，更好、更快地淘汰落后產能，這也算是對綠色經濟所做的貢獻。”潘佳麗對《公益時報》記者表示。
“NGO作為政府、企業外的獨立第三方，不僅提供有科學依據的方案，也成為溝通的橋梁。如可持續發展聯盟，引進國際先進可持續理念到國內。NGO同時還在推動公眾增強環保意識等方面扮演著倡導和傳播者的角色。”潘佳麗補充道。
據有關資料顯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紡織品服裝生產和出口國，數量龐大的生產制造企業產出了全球一半以上的紡織品，年出口總額高達兩千億美元。中國的紡織服裝行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紡織服裝行業是中國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代表，其綠色轉型會對中國其他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起到良好示范作用。
于此同時，一些國際性NGO為綠色經濟轉型去影響企業采購、生產環節，而另外一些NGO開始向企業發展端探尋綠色經濟的轉型方案。
云南省大眾流域管理研究及推廣中心(簡稱“綠色流域”)是一家來自云南昆明的環保NGO，該組織負責人于曉剛是一位民間環保人士，在2013年中華環保民間組織可持續發展年會上他推出的“綠色信貸”概念，引起了很多NGO同行的興趣。
據記者了解，綠色信貸是通過在金融信貸領域建立環境準入門檻，對限制和淘汰類新建項目，不得提供信貸支持;對于淘汰類項目，應停止各類形式的新增授信支持，并采取措施收回已發放的貸款，從源頭上切斷高耗能、高污染行業無序發展和盲目擴張的經濟命脈，有效地切斷嚴重違法者的資金鏈條，遏制其投資沖動。這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一種方式。
“通過經濟杠桿來推動以犧牲環境發展經濟的模式向綠色經濟模式轉型這是一種有效手段，民間NGO作為政策倡導方每年都會到各大銀行進行游說和懇談，希望信貸業為此作為改變，最終推動環境改變。”于曉剛說。
“目前，綠色流域已經公布了一些污染企業的名單，也有數十家銀行響應了綠色流域的倡導，今后將不會向那些污染重、排放高的企業發放貸款。”于曉剛補充道。
公眾參與效果欠佳
“綠色經濟轉型首要的可能還是政府層面的倡導，讓政策來影響綠色經濟，但公眾參與也很重要，就目前情況來看，公眾參與的效果并不是太理想。”金周英說。
金周英表示：“在國外，公眾參與被認為是經濟轉型發展的重要一環，很多公眾參與的民間力量能夠作為獨立第三方承擔政府、企業之外的社會工作，同時國外的政策體制也給予這些民間力量足夠的發展空間。在中國，社會企業的發展之路還很長，主要還是政策層面的影響較多。”
而一份根據中華環保聯合會2013年民間組織維權報告中發布的數據可以看出，環境事件中的公眾參與效果并不好。
2013年作為民間環保組織的樞紐機構，中華環保聯合會作為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總共向各級法院起訴8起環境侵權案件，但這8起沒有一起得到立案。
“這確實是一個很尷尬的問題，公益訴訟其實正是公眾參與環境維權的一個有效途徑，但這樣的現實擺在面前確實很無奈。”中華環保聯合會訴訟部主任馬勇對《公益時報》表示。
據記者了解，2012年，云南省曲靖市發生嚴重的鉻渣污染事件，民間NGO自然之友和重慶兩江志愿者協會作為原告將污染方曲靖市陸良化工告上法庭，成為全國首例民間NGO公益訴訟案件。
在起訴之前，這兩家NGO為了參與到公眾環評環節頗費周折，但最后效果并不理想。
“大、小環保部門都找過，云南省曲靖市環保局、云南省環保廳，前者稱并不熟知NGO，后者挺客氣但也沒給啥說法，沒有民間公眾參與談何綠色轉型?”自然之友李波說。
在環境公益訴訟艱難前行的當下，綠色消費對公眾而言或將成為一個突破口。《綠色經濟展望》提出，政府需要發揮主導作用，引導公眾綠色消費。從各國的發展經驗看，能源消耗的重點都是隨著經濟發展逐漸從工業領域向消費領域轉移。引導公眾綠色消費，可以有效節約資源。
公益時報記者 張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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