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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0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高文興
■ 本報記者 高文興
公益慈善捐贈行為也會引發“生產者—消費者”的市場關系，“詐捐”或“悔捐”都對消費者構成了利益侵害;
中國公益還未發展成熟，眾多缺乏評判標準的公益慈善獎項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諾而不捐”事件的層出不窮，專家建議應由媒體來舉辦這類獎項評選;
連續舉辦14屆的中國慈善榜在多年實踐中逐漸找到榜單編制準繩——以“到賬捐贈金額”統計上榜數字;
《慈善法》等相關文件規定，“失信捐贈人”將被追責，但判定和執行層面還存在不小的難度。
上周四是一年一度的“3·15國際消費者權益日”，這個日期的含義因為央視一年一度的“打假”晚會而被大眾銘記在心。
今年已經是“3·15”的第35個年頭，消費者權益保護工作的進程在這35年中得到了長足進展。眼下，新浪又推出了消費者服務平臺“黑貓投訴”，推動消費者投訴事件得到快速解決;中國消費者協會也開始倡導推廣“線下實體店無理由退貨承諾”……
但你有沒有想過，對于這些年公益慈善界屢見不鮮的“詐捐”“悔捐”“諾而不捐”“諾而少捐”等行為，我們是否也應該舉起“打假”的大旗，維護屬于“消費者”的權益?那么，對于捐贈或承諾捐贈，我們是“消費者”嗎?
在集體場合舉牌捐款，這已是司空見慣的場面，但殊不知，有時這些承諾捐款并不等于最終到賬款項
你就是捐贈行為的“消費者”!
當然，答案是肯定的。
先就狹義的“消費者”定義來說，ISO(國際標準化組織)認為，消費者是“以個人消費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和服務的個體社會成員”。
從這個意義上講，作為商品(服務)的生產者或銷售者，企業及企業家在做出捐贈或捐贈承諾時，除了對社會公益事業起到促進作用之外，也為企業及企業家個人增添了美譽度。
以公益營銷的思維來分析，企業或企業家做出的捐贈或捐贈承諾，更是利用了與其合作的公益組織的權威性和公益性等資源，獲得了消費者的認同，從而促進了該企業的市場銷售。
前些年風靡全球的潮鞋品牌TOMS更是超越以上兩種形式，把銷售和捐贈緊密捆綁在一起，將“賣一贈一”的模式應用到極致。無論TOMS的出發點為何，一個沒有雄厚資金做支撐的小品牌在成立后短短數年內就迅速在全球各大洲打開市場，居功至偉的正是其把捐贈植入銷售的這一上乘策略。
因此，從狹義的“消費者”定義上來說，在企業大多認可并推行公益營銷手段的今天，作為消費者的你和我，或多或少都可能因為某企業或某企業家做出了捐贈或捐贈承諾而對該企業生產或銷售的產品(服務)產生了更多的市場認同，從而在選擇同類商品或服務時增添了將之購買的可能性。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企業或企業家后來對所承諾的捐贈反悔或拒不兌現，那等于上演了一場“慈善秀”，可謂沽名釣譽。即使在不少情況下，企業的確因內外部環境發生變化被迫“食言”，但這些“悔捐”行為也是利用了有限的公益慈善資源做了“免費廣告”，嚴重損害了公益慈善行業的社會公信力。
而從廣義的定義上來看，捐贈和承諾捐贈這一行為也能引發特殊的“生產者(銷售者)——消費者”市場模式。
在這一模式中，提供了捐贈一方的企業或企業家是這個模式中產品的“生產者”(銷售者)，只不過這個生產者向市場提供的不是常規意義的產品，而是滿足受助人需求的款項或物資，以及向受助方“兜售”與這一捐贈行為配套的公益服務。
而受助人則是最終的“消費者”，可能是某一個急需物資救助的個人，也可能是某一類享受公益服務的非特定人群。在這個意義上，如果企業或企業家對承諾捐贈反悔，這些“消費者”的利益當然也受到了侵害。
并且，在這其中，與這些企業合作的公益組織通常也承擔著下一級“經銷商”的角色，在有捐贈合同的情況下，這些公益組織承擔了大量的“推銷”工作——尋找“消費者”，向他們推介“公益服務”，并且往往也作為這些公益服務的具體實施方，即“售后”。所以，一旦企業方“詐捐”“悔捐”，往往這些公益“經銷商”也會淪為“消費者”的直接討伐對象。
那些年，我們是怎樣“被消費”的?
中國當代公益起步較晚，但承諾捐贈無法到賬或無法全部到賬的情況早已有之，只是在當時，捐贈領域事件遠未像今天一樣成為國人眼球緊盯的焦點。
1998年，我國南方爆發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全國眾多企業慷慨解囊。當時，為了鼓勵和宣傳這些企業的慈善行為，各大媒體通過義演、晚會等形式對捐助單位進行宣傳和表彰，也因此吸引了更多的企業和個人表示愛心。
事后發現，當年6億元的募捐款項，竟然有一半沒有到位，不少企業根本沒有捐贈的意圖或實力，只是利用當年聲勢浩大的宣傳表彰活動來擴大企業知名度。
不知道這是不是中國當代公益進程中我們集體“被消費”的第一次，不過，這一次“洪災捐贈秀”促成了我國首次對捐贈立法的實現——第二年夏天，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益事業捐贈法》，之后，為了順利執行這部法律，民政部又頒布了《救災捐贈管理暫行辦法》。
時間來到2008年年初，一場罕見的雪災侵襲了南方數省。這一次，又有企業試圖“渾水摸魚”——到3月初，湖北省民政廳統計的該省1.06億元的捐款實際到賬為7383萬元，而未兌現承諾的企業并沒有與民政部門簽訂完備的捐贈合同，因此也無法追責。
無奈之下，湖北省民政廳將這些開出“空頭支票”的企業公之于眾，才最終收得善款。當年4月28日，民政部正式頒布《救災捐贈管理辦法》，特別就及時履行捐贈約定作出規定：對不能按時履約的，應當及時向救災捐贈受贈人說明情況，簽訂補充履約協議。救災捐贈受贈人有權依法向協議捐贈人追要捐贈款物，并通過適當方式向社會公告說明。
十余天后，中國遭遇進入新世紀以來最慘烈的地質災害——近7萬人在汶川地震中失去生命，近40萬人受傷，近2萬人失蹤，直接經濟損失超8400億元人民幣……
2008年也因此次地震后全國上下掀起的捐贈熱潮而被稱為“公益元年”，公眾開始愈加關注自己善款的最終去處，愈加關注大規模公益資金的流向，愈加關注企業和公眾人物對其捐贈承諾是否言出必行。
當年5月底，12家企業因其向地震災區的捐款尚未到位而遭到口誅筆伐，其中，沃爾瑪、谷歌中國、聯合利華、諾基亞、玫琳凱和美國禮來這6家企業更因為其跨國公司的身份而成為眾矢之的。6月中旬，商務部發表聲明，解釋許多企業的捐贈需要一定時間才能逐步落實到位，算是為上述企業“打了圓場”。而據民政部同一時期發布的通報顯示，當時全國接收國內外社會各界捐贈款物524.78億元，實際到賬510.78億元，高達14億元的未到賬金額數目令人咋舌。
當時，社科院的一位專家就直言：“有一些企業承諾捐贈動機不純，在捐款數字上搞攀比，高調承諾捐款數額，達到目的后惡意不捐贈，或者以各種理由少捐。”
相比于企業，個人似乎更難抵擋外界的“發難”。
2009年，章子怡被“捐款門”風波纏身，有網友提出質疑，認為她承諾捐贈的100萬元僅到賬91萬，并且在戛納為汶川地震籌集的100萬美元也不知去向。在輿論的追問下，章子怡補齊了所差善款，但這場風波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斷發酵，一時間，各路公眾人物的承諾捐款都成為了網友緊咬不放的話題。
這種關注度也從明星轉移到更有經濟實力的企業家身上。
2009年10月，新華都實業集團董事長陳發樹宣布成立新華都慈善基金會，同時宣布捐出其個人持有的市值83億元人民幣的股票資產，但這筆股票資產卻遲遲沒有過戶。企業方后來聲稱，根據當時的法律法規，捐贈人捐贈的有價證券過戶到基金會將產生20.75億元的巨額稅款，以稅負過高為由“食言”兌現捐贈。
2015年8月，何巧女承諾將個人所持有的北京東方園林生態股份有限公司7630萬股股票通過減持，以現金的方式捐贈給北京巧女公益基金會，當時股票價值約為29.23億元，根據項目進展逐年撥付。這樣一筆承諾捐贈使何巧女位列當年中國捐贈百杰榜第一名，但截止到次年4月，有媒體證實該筆捐贈并未實施。
……
公益獎項“揠苗助長”，底線在哪里?
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在早年的一些大型慈善活動中，這些“諾而不捐”的現象尤為集中和突出。
當年汶川地震后，中國社科院社會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楊團就表示：“很多募捐都是政府以舉辦慈善晚會形式進行的，企業肯定要給面子捐點款。電視直播，晚會高潮迭起，感人之處還令不少觀眾流下熱淚。企業紛紛舉牌認捐，贏得滿堂喝彩。有的企業領導很容易受到感染，一時興起承諾了大筆捐贈，事后又后悔不已，加上有的企業周轉資金本來就緊張，便出現了諾而不捐的尷尬局面。”
當時，浙江一名民營企業家有點無奈地說：“像我們這種中小型企業的經營情況也不都是年年盈利，不是承諾了不捐，而是很難一時拿出那么一大筆錢。當時在現場，看到那些場面，我們也的確想出點力，所以一激動就說了一個數字。”
時任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創新與社會責任研究中心主任鄧國勝也認為，公益界頒獎的泛濫是一大問題，他說：“評獎機構沒有經過嚴謹縝密的考核評估，評獎標準也很混亂。通過跟某領導人合影、各種獎項，偽慈善便可披上合法的外衣，獲得公眾信任。”
2012年，時任基金會中心網總裁程剛也同意這一觀點，他表示，公益獎項的濫頒造成了公眾辨識度的下降。
“不僅是公益獎項泛濫，中國各種獎項都特別多。從政府部門開始，到一些機構，都熱衷于設獎、頒獎。這么多獎，一聽都是很大的名頭，公眾怎么識別?當然，這也說明社會組織和公民社會充滿了浮躁的現象，很多人熱衷于有個名頭、獎項。我主張由媒體來頒獎、盤點，這是媒體的責任。”程剛說。
這樣一份“媒體的責任”是否有勇于擔當者?
我們不妨看看至今已走過了14個年頭的“中國慈善榜”，這是一張純粹由公益媒體設立和評選的公益榜單，也是國內第一份記錄社會各界愛心捐贈的榜單。
對于國內公益獎項缺乏評判標準的現象，中國慈善榜編制團隊有著自身的思考，也摸索著走出了一條不一樣的路。
“旗幟鮮明地揚善”，這是中國慈善榜在2004年發起的初衷。6年后，經過了對公益慈善捐贈亂象的思考，中國慈善榜辦公室在2010年決定，此后每年榜單不再把承諾捐贈列入計算，而以實際到賬金額為準。
據了解，中國慈善榜榜單數據主要來源于六個方面：民政系統提供的捐贈數據、捐贈者自己提供的捐贈數據、各公益機構提供的接受捐贈數據、上市公司年報公布的捐贈數據、各種公開媒體報道的捐贈數據以及《公益時報》的公益檔案數據。
在征集完數據后，中國慈善排行榜辦公室還會組成專業的調查團核實各大捐贈數據，并對過億元的大額捐贈進行更為精確的調查回訪。
對于每年的首善評選標準，《公益時報》社社長劉京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曾說：“核心的標準有兩個。第一，毋庸置疑是看上一年度的捐贈額度，而且并不是承諾捐贈，而是實際到賬數目，這更像是硬實力;第二是軟實力，首善一定要能發揮榜樣的作用，不單單是捐錢，而是公益理念、影響力等，這些都是衡量標準。而我認為，比起捐多少錢，一個人的公益方式、公益理念和影響力，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更重要。”
2018年4月25日，第十五屆(2018)中國慈善榜將再次在北京水立方開幕。這份嚴格以實際到賬金額為“準繩”的慈善榜單，到底今年哪些慈善家榜上有名，又有哪些名不副實的捐贈承諾未能入選，不禁令人翹首以待。
“慈善失信人”制度如何追責?
但在未來，除了一份記錄實際到賬金額的榜單，對于“詐捐”“悔捐”“諾而不捐”“諾而少捐”的企業及企業家，難道我們真的束手無策嗎?
其實，2016年9月實施的《慈善法》就對詐捐、慈善組織及其負責人和工作人員不嚴格履行義務、捐贈受益人不按協議使用捐款等問題都作出了具體的規定，劃出了慈善行為清晰的底線，并明確了相應的法律責任。
然而，《慈善法》雖然賦予了慈善組織和其他接受捐贈的人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請支付令或者提起訴訟的權利，但是，即便諾捐者被法院強制執行，也只是被動地履行承諾，而非對“詐捐”本身的懲戒，這對詐捐者并無威懾力。
今年2月24日，國家發改委、人民銀行、民政部等40個部門聯合簽署并發布《關于對慈善捐贈領域相關主體實施守信聯合激勵和失信聯合懲戒的合作備忘錄》，明確5類懲戒對象，其中包括“在通過慈善組織捐贈中失信，被人民法院依法判定承擔責任的捐贈人”，即“失信捐贈人”。
當然，如何判定“失信捐贈人”，以及慈善組織和其他受捐方向人民法院申請訴訟所需的成本究竟由誰來承擔，這將成為這一制度實施是否到位的關鍵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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