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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06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黃鴻山
晚清人云“為善之道，無非分人以財”，即慈善事業無非是給予弱勢群體財力支持而已。雖然此說未免狹隘，但凸顯了財富對慈善事業的重要性。但“捐贈”應指自愿捐贈，而清代的慈善募捐在執行過程中卻普遍帶有強制性，可稱作“強捐”。
清前期大力抑制強捐
在清代前期善堂建設中，強捐頗為流行。雍正二年(1724)，朝廷要求各地“勸募好善之人”創設普濟、育嬰二堂，收養孤貧和棄嬰。雍正十三年，河東總督王士俊奏稱，河南、山東二省已建成善堂多所，兩省士民“欣然慕義，咸愿捐輸”。然而，事實又是如何呢?山東推行善堂時，出現了強行攤派現象，家境殷實者被“勒令捐輸”，田畝豐饒者“按地畝攤派”。更荒唐的是，官府甚至按照訴訟官司的審判結果來分派捐助，“聽訟則贏者勸之捐助，負者罰之捐贖。以田土訟者，則以田土歸之堂中;以錢債訟者，即以錢債歸之堂中”。所謂“咸愿捐輸”，其真相讓人啼笑皆非。
雍正時期，社倉建設過程中也存在強捐現象。雍正帝曾言，社倉由“民間自行積貯，以百姓之資糧，濟百姓之緩急”，官府只有“稽查之責”，“不得侵其出納之權”。實際上，各地推行社倉時，多采取隨賦帶捐之法。例如，兩湖規定：正賦一兩，加收社谷一石。這種隨賦帶收、明定數額的捐輸，顯然屬于強捐。雍正帝曾數次諭令不得勒派谷本，但為促進社倉建設，態度搖擺不定。
乾隆帝即位后，針對建立社倉過程中的強捐現象，采取了一些抑制政策。他嚴令各項善舉應由民眾自行呈報，官府不得勒派，違規者加以處分。在頒布禁令的同時，朝廷也曾嘗試以政府財政扶持慈善事業的方式，來緩解強行捐納的現象。政府財政的介入，使得善堂經費狀況有所改善，慈善機構對募捐的依賴性減少，強捐現象亦隨之緩解。
清后期強捐現象惡化
嘉慶、道光以降，隨著政府財政狀況日漸窘迫，強捐問題再度突出。嘉慶年間，江蘇省興化知縣知會鹽務官員，“飭總商鮑崇城于普濟、育嬰兩堂，各捐銀一千兩”。江南有些地區強令紳富輪流擔任善堂董事，由其彌補資金缺口。更有甚者，官府還針對不愿納捐者制定懲罰式措施，迫其就范。道光十四年(1834)，兩江總督陶澍勸捐豐備義倉，將不肯捐助者稱作“慳吝之徒”，抗捐者則屬“匪徒”，交官府查辦。道光末年，浙江巡撫吳文镕規定，對拒絕捐賑者將予以懲罰，由官府制作“為富不仁”四字匾額，置于其門前。
太平天國運動后，清政府財政捉襟見肘，強捐現象更加泛濫。政府以各種名目強征捐納。光緒五年(1879)，蘇州知府強令肉鋪繳納“豬捐”接濟育嬰堂，肉鋪各商以“業微力艱”為由求免，乃至“轉輾抗違，累年涉訟”，官府遂將“首事抗捐之人發縣管押，久而不釋”，最終迫使肉鋪各商戶徹底就范。常州敬節外堂原由絲線業捐款支持，因收捐不齊，光緒六年改由絲捐總局“于正捐外帶收堂捐一成，由局移堂給用”。江蘇如皋以“契稅帶捐”之法籌集育嬰經費，官府征收田房契稅時，按田房價格附帶征收捐納，“銀一兩帶收錢十文”。此舉于光緒七年推廣到江蘇全省。
晚清各地還推行過“積谷捐”，用于積谷備荒。江蘇官府征稅時“帶征”積谷經費若干。光緒元年前后，湖南長沙積谷時“按畝攤捐”。光緒四年，浙江要求正賦一兩捐谷兩斗，“隨糧申算”。光緒七年，山東頒發的積谷章程有“按地捐谷”之法。光緒二十四年，安徽蕪湖每畝攤捐積谷三斤，“如有拖欠，稟請追繳”。積谷捐的強制性非常明顯，在時人看來，派捐積谷已“近于加賦”。
強捐引發諸多流弊
以行政力量強制捐納，可以在短時間籌集到數量可觀的經費，保障慈善事業的順利開展。但從長遠角度和手段的性質上看，與慈善事業的初衷背道而馳，且埋下一系列隱患。
其一，強制性手段引起民眾對慈善事業及其管理者日趨反感。嘉慶年間，吳周鈐曾被勒令充任蘇州普濟堂董事，便有“畏堂如畏虎”的感慨。道光年間，常州育嬰堂董事一職也被紳富視為畏途。在任何時代，富裕階層都是慈善捐納的主力，但是清代的強制性捐納卻導致捐納大戶的反感和恐懼，這無疑阻塞了慈善事業的經濟來源。
其二，強捐給貪官污吏和劣紳創造了中飽私囊和從中漁利之機。雍正年間，山東強行收取善堂經費時，就出現了“非分厚斂資財，經營掌管盡出胥吏之手，官役通同從中漁利”的情況。常州紳富不愿出任育嬰堂董事，府衙書吏即借機向紳富索賄，行賄者方可免役。光緒末年，蘇州婁門外“區董暨善堂董事”張、沈二人借公事為名，向民眾勒捐，過往柴草魚鴨等船，被勒索捐納銀洋數元至數百元不等，陽托辦公，實飽私囊。
其三，強捐活動沖擊了正常的財政體制，加重了民眾經濟負擔。受“永不加賦”的祖制約束，清朝對田賦的加征比較避諱，對田賦加征的范圍與地區均有所限制。因此，強制捐納成為晚清官府重要的籌款手段，僅宣統元年(1909)清廷歲入歲出冊中登記的“正雜各捐”便達4769萬兩。這種賦外加捐的做法模糊了捐、稅之間的界限，為官府加派打開方便之門，“永不加賦”的祖制遂成為一紙空文。
(據《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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