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囤積財富說“不”于是我離開了家族基金會
我從家族的慈善事業中汲取了教訓，這讓我明白，我和整個慈善行業都需要一條不同的道路。
我是家族財富的第五代繼承人，成長于一個既重視慷慨又重視資源囤積的文化中。意識到這種心態的缺陷，并且相信自己無權控制本應用于幫助他人的資產，我在2023年把家族基金會中屬于我的那部分資金全部花光。
我開始相信，家族基金會阻礙了資金流向需要幫助的人。家族基金會和其他私人性質的基金會所囤積的巨額資金，應該讓任何自稱是慈善家或從事慈善行業的人感到羞愧。5%的年度強制性最低支出是主要原因，它使得由單一捐贈者創建的基金會在幾代人的時間內成為超級富有的機構。(譯者注：根據1969年尼克松總統簽署的美國聯邦稅法《稅收改革法》，非運作型私人基金會每年需至少支出5%的資產用于慈善，以保持其免稅地位且不受處罰。)
盡管包括我所在的基金會在內的大多數家族基金會目前每年的捐贈額都超過5%，但這還遠遠不夠。想想看，從1985年到2020年，美國私人基金會的資產增長速度是GDP增長速度的兩倍，并在2024年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這種財富囤積使國家失去了急需的資源，尤其是在政府削減撥款的情況下。
我家族的歷史就體現了這個問題。20世紀60年代，我的祖父母創立了一個慈善基金會，持有他們旗下企業的股份。這些股票的收益旨在用于慈善目的。1996年，當我的家族出售其在公司的股份時，我祖父母的基金會也出售了其持有的股份，基金會則更名為HRK基金會，并發展至為每位在世成年后代在其中設立獨立基金。
基金會的資產隨后被投資于股票市場。隨著時間的推移，投資回報超過了我們捐贈出去的款項，并且由于5%的規則，捐贈規模也持續增長。我們的資產在公司出售后的30年里幾乎翻了一番。
強制支出的目的是讓基金會永續，避免資金耗盡而破產。但實際上，5%的支出比例太低，不足以控制資產增長。對于像我這樣的家族基金會來說尤其如此，捐贈者每年都要從個人收入中多撥出一部分資金用于捐贈，以獲得稅收優惠。
我從我的家族基金會以及此類機構的整體文化中學到了很多東西，其中有三點尤為突出：
第一，5%規則助長了權力囤積。由于基金會的捐贈支出經常超過5%的最低要求，人們會覺得我們特別慷慨。這項規定設定了一個門檻，任何超過這個門檻的支出都會被視為額外加分。
這種想法帶來了破壞性的后果。比如，基金會中第一代人的資金規模足夠大，足以為整個基金會支出超過5%的資金，并且持續增長。因為已經滿足了最低支出，基金會中的年輕一代就可以甚至被鼓勵在不作慈善支出而積累財富。這種做法既助長了財富的囤積，也滋生了權力的囤積。
當時普遍存在一種父權觀念，認為富人最懂得如何解決社會問題。我曾經也認同這種觀點，但現在不再認同了。那些最接近問題的人顯然更有能力解決問題，他們只是缺乏資源。
阻止家族基金會囤積財富的一個方法，應該是規定一個基金會接收資金門檻，超過這一門檻，其產生的收入都應該作為慈善支出。這種方法可以控制基金會資金的增長，而增加慈善支出。
第二，“無聲捐贈”有可能是一種有害的沉默。“無聲捐贈”即富人們在捐贈時不想引起關注。我的經歷即反映了這種思想，我被教導不要在董事會會議以外談論我們的慈善捐贈。
因此，我把慈善事業視為一種個人負擔。我感覺如果我捐贈時不夠謹慎，就會引來太多的捐贈請求，或者被人利用。后來我才明白，這層保密的面紗掩蓋著一個不公平的體系，旨在將資金牢牢地掌握在富人手中。
我是在與籌款人建立了聯系后才意識到這一點。他們向我展示了像我這樣的家族基金會，其固有的保密性如何導致了一線非營利組織效率低下。悄無聲息的匿名捐贈使他們難以知曉私人資助者并與后者溝通。最終，這加劇了家族成員為了自身利益而囤積資產的現象。
第三，財務激勵阻礙了實質性捐贈。我的家族基金會和大多數其他捐贈者一樣，優先考慮基金會的基金規模，而不是如何利用這些資金幫助更多社區。一旦僅根據基金規模是否增長來評價基金會的資產管理者，他們往往只關注產生最大財務回報的投資，而不是這些投資如何有效地幫助有需要的人。
我在年輕時并沒有意識到，與其坐擁財富，不如將資金重新分配給那些擁有妥善管理知識的社區基金會或土地信托?，F在我明白了，持續捐贈才是最有益的，即使這意味著要耗盡基金。
最終，所有這一切促使我做出了一個對我來說唯一可能的決定——離開我的家族基金會，花光我那部分基金。兩年多來，我向部分基金會以及許多其他社區基金和一線非營利組織捐贈超過400萬美元。我的家人對我的決定反應不一，有的反對，有的默許，但我相信我做出了正確的選擇。
作為一名財富繼承人，我有空間去冒險、接受失敗和再次嘗試，這種空間賦予了我以洞察力和機遇。更多人應該擁有這種空間，但最近美國政府對撥款和社會服務的削減將使這變得更困難。對于像我這樣的富人來說，現在正是徹底改變捐贈方式的最佳時機。
(轉自慈善紀事網站，作者凱瑟琳·海斯，高文興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