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天津，作為北方重要的商貿港口和文化重鎮，其音樂活動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中呈現出多元的發展樣貌。其中，公益性音樂演出作為近代慈善義演的重要表現方式，在近代天津城市化進程中逐漸興起，成為一種新的社會文化風尚。這些演出由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發起，匯聚梨園名家、音樂家與教育家，以義務戲、游藝會、音樂會等多種方式，共同籌集善款，致力于貧困救助、災民賑濟、教育扶持等慈善事業，并在無形中推動了天津城市音樂文化的深入交流與廣泛普及。

　　游藝會演出：慈善音樂活動的西學東漸

　　在西方文化影響下，晚清時期的游藝會始于上海，起初多在學校舉辦，旨在懇親、慶祝畢業或進行募捐等活動，節目涵蓋音樂、電影、舞會等內容。由于其受眾廣泛、形式靈活的特點，游藝會迅速發展，并逐漸在全國范圍內傳播開來，尤其在京津滬等商業較為發達的地區流行。隨著社會接受度的提高，政府、工商界、慈善組織等各類組織也開始舉辦游藝會。到了20世紀初，政府、學校等機構紛紛通過舉辦游藝會的方式發起募捐，游藝會逐漸成為慈善義演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天津本地的游藝會主要分為助學和社會募捐兩大類，其中音樂節目類型多元，受眾面廣泛。

　　一、學校游藝會關注兒童音樂教育

　　1930年6月天津培才幼稚園因籌資助學所舉行的游藝表演最為引人注目?！侗毖螽媹蟆窞槠浠顒釉O立專頁進行整版報道，以圖文并茂的形式呈現幼童及青少年的歌舞展演活動。

　　專頁中附有詳細節目單，開場表演為天津著名鋼琴家夏志真的鋼琴獨奏，幼稚生表演兒童歌舞，節目有《撒種》《兵丁歌》《尋友》《皮匠》《采茶》《孔融讓梨》《洗衣》《奏樂》。小學生部參與演出的節目為《清唱》《可憐的秋香》《惜花》，此外還有社會人士《大公報》經理尹太太獨唱節目。其中，最引人矚目的當屬幼稚園兒童歌舞音樂節目。這類節目應是受以黎錦暉為代表的兒童歌舞音樂創作熱潮影響，體現出兒童活潑天真、朝氣蓬勃的形象，音樂內容中包含著深刻的兒童教育意義。如提倡熱愛勞動的《采茶》《洗衣》《皮匠》《撒種》，描繪兒童生活狀態的《尋友》，具有反帝反封建意識的《兵丁歌》，熱愛大自然的《惜花》，倡導尊禮節的《孔融讓梨》，還有歌舞表演曲《可憐的秋香》。欄目中不僅配有部分歌曲的歌詞和舞蹈表演內容大意，而且展示了一些歌曲的表演動作，如《皮匠》：“1.拉繩，2.錘釘，3.拍手，4.拍手，5.舉手”;《洗衣》：“1.洗衣服，2.搓衣服，3.拍衣服，4.曬衣服，5.拉衣服”;《播種》：“1.撒種，2.割稻，3.打禾，4.磨禾，5.挑禾。”動作要領符合作品所表現的音樂主題，簡單的動作能將基本勞作的程序完整表演下來，可謂手腦相長，生動活潑又寓意深遠。

　　專欄中還附上了多幅兒童演出照，從中可見兒童所穿表演服飾、妝造各具特色，精美考究。表演時神情專注，舞姿靈動，展現出少年兒童陽光向上的狀態。

　　本次活動還引發了人們對幼兒教育問題的重視思考。“本校此次表演，意在提倡幼兒教育，蓋認為幼兒教育年齡，以幼稚時期為最重要，是以此次在新新表演兒童歌劇。一方故為校舍捐款計，一方喚醒社會認識幼稚教育為目的，一般為父母者，亟需重視兒童幼稚教育。使子女能充分發展其個性也……兒童教育，為一切教育之基礎，幼稚教育，又為兒童教育之基礎。欲使教育發展，便需十二分注意這些基礎的教育。”社會各界人士廣泛認可兒童音樂教育的價值，積極倡導并推廣，普遍將其視為幼兒及兒童教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另外，畫報還于1931年刊載了一場南開學校賑災游藝會。南開學校作為天津音樂教育代表，注重中西并重的教育理念。此次演出音樂節目主要有小學部歌舞表演《蝴蝶姑娘》、鋼琴小提琴合奏、傳統戲曲清唱及雙簧。上述活動的節目，可以看出黎錦暉兒童歌舞劇的審美典范與教學實踐在天津地區產生的顯著現象，其作品既作為音樂啟蒙的標準化教材被采用，又通過舞臺表演達到審美啟蒙與人格塑造的作用。

　　可見，隨著實踐的不斷深入，慈善游藝會不僅為兒童提供了展示才藝的舞臺，更有望成為傳播新音樂、推廣兒童歌舞的重要途徑和教學成果的展示平臺。學校游藝會還映射出20世紀初期“美育救國”思潮延續的發展狀態，更構成觀察中國近代音樂教育轉型的重要載體，反映近代天津音樂教育發展面貌的側影。

　　二、社會游藝會展示中西音樂文化交融

　　1929年8月，群一社為救濟河北水災在國民大飯店“夢不來兮”花園舉行籌賑游藝會。音樂節目主要內容以傳統戲曲為主，主要有昆劇清唱《思凡》《游園》《掃花》，京劇《奇冤報》《武家坡》《捉放曹》等經典劇目演唱。特邀名票劉叔度、王惜惜，以及眾名媛夫人參加。相較于義務戲，游藝會中的戲曲多為清唱，更注重唱功而非精致的裝扮和整體表演。

　　除戲曲節目外，本場活動唯一的新式音樂節目，即音樂家金律聲演唱的開場曲《上山》。“請金律聲君唱歌，所唱系胡適之君上山歌，而全用外國曲調，是亦音樂界一種創作也。”推測這首作品極有可能為趙元任所作。因此，游藝會等慈善演藝活動也成為展示、傳播新音樂作品的一種有效途徑。本次游藝會票價分售洋百元的首號票、十元的二至十號入場券、一元的普通入場券三種，這三類票價照顧到各經濟水平的觀眾，使他們都有能力觀賞表演、支持慈善活動。

　　與群一社游藝會模式相似的活動，還有1932年勵群社在天津春和大戲院所舉辦的賑滬災游藝會、1936年天津婦女冬賑濟貧游藝會?；顒雍w傳統藝術與新式節目，傳統部分包括劉叔度、韓慎先等國劇清唱及《貴妃醉酒》等片段表演，新式節目則有吉他獨奏、鋼琴四重奏，展現了天津中西音樂文化的交融。

　　除社會機構舉辦的游藝會以外，當時媒體也關注“名人效應”。極具代表性的一則史料是1929年舞蹈家裕容齡女士參加天津平安電影院援助“大公報”慈善基金演藝大會的相關內容。其實早在1926年11月，裕容齡已在北京協和醫院為北京萬國美術學院籌款的演藝會中表演中西舞劇《蝴蝶舞》《荷花仙子舞》《埃及舞》等。1929年，裕容齡在天錦慈善演藝大會上再次帶來了代表作品《荷花仙子舞》《佛舞》。為了進一步提升此次活動的知名度與影響力，《北洋畫報》特刊登兩幅裕容齡的舞蹈照片，一幅為《荷花仙子舞》影像，此圖被置于頭版頁面的中心位置。圖中裕容齡身著精美典雅的裙裝，頭飾傳統典雅，雙手托起一捧荷花，舞姿婀娜，又不失端莊、圣潔、清新之感。一幅為《佛舞》影像，圖中裕容齡頭戴象征佛光的珠環，坐在大蓮臺上，一手曲托胸前，一手做揖狀，表情肅穆，感情含蓄，舞蹈形象更加符合佛教藝術中的觀音塑像，體現了舞蹈的莊重和優雅。媒體對裕容齡的關注，不僅凸顯了這位舞蹈家在藝術界的顯赫地位，還巧妙地利用了名人效應，進一步擴大了慈善演藝大會的社會波及力。在塑造藝術家的社會公眾形象方面也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

　　媒體所記載的游藝會史料雖然不多，但其所具備的功能和影響已逐漸顯露。其一，游藝會在音樂傳播中扮演關鍵角色，促進新音樂形式、西方音樂文化與中國傳統音樂的交融發展，影響天津及更廣泛地區大眾的音樂審美與娛樂方式。同時也為藝術家們提供展示平臺，留下真實可考的史料，為探索中國近代音樂史中被忽視的藝術家提供重要線索。

　　其二，活動中仍蘊含了大量戲曲演出，表明在中國社會新舊交替、中西文化交匯的關鍵時期，戲曲未被邊緣化，反以開放創新之姿，融入新音樂元素和表演形式，展現強大生命力和適應性。在此傳統基礎上的創新，豐富了戲曲表現力，也為中國傳統音樂的現代化轉型奠定基礎。

　　音樂會演出：慈善音樂活動的現代轉型

　　在西方音樂文化的影響下，音樂會形式逐漸成為新興音樂文化的主要組成部分。20世紀初期，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見證了音樂會的蓬勃興起，尤其在教育機構內部蔚然成風，成為市民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環。與此同時，中國的慈善領域也開始吸納西方的慈善理念，音樂會作為一種義演的新模式應運而生。到了30年代，《北洋畫報》所記載的史料中，慈善音樂會這一創新的演出形式首次亮相。與游藝會相比，音樂會以西樂演奏為主，因其對特定場館、高品質樂器、專業演奏團隊以及具備相應鑒賞力的觀眾群的需求，而展現出更為專業且嚴肅的面貌。因此，它在中上層社會群體中更易獲得接納與推崇，成為該階層中流行的一種慈善活動形式?！侗毖螽媹蟆酚嘘P天津本地慈善音樂會史料中，最突出的為1936年7月，天津著名鋼琴家夏志真為捐助上海國立音樂?？茖W校舉辦師生音樂會的報道。

　　夏志真是近代天津知名鋼琴家，自幼隨各國外籍教師學藝，曾在天津圣功女校、河北第一女師、南開女中等校任職。她曾教授學生百人，常開辦音樂會，擁有一批忠實的聽眾，是天津媒體追逐的焦點。《北洋畫報》曾于1931年連續報道了夏志真攜25位華洋弟子在維斯里堂舉辦鋼琴演奏會的圖文信息。夏志真熱衷于慈善活動，如前文提到她曾在天津培才幼稚園游藝會演奏鋼琴。又如1932年夏，圣功女校為學校為校舍籌款，邀夏志真師生二十余人舉行鋼琴演奏會。1933年，夏志真攜其杰出弟子亮相維斯理堂慈善音樂會，夏志真與其弟子的精湛的演繹令人贊嘆。從所演奏的曲目來看，夏志真教授及演奏的作品廣泛涉獵西方經典，不僅數量眾多，且風格多樣，充分展現了其深厚的音樂功底與廣泛的造詣，深受聽眾的喜愛與推崇。

　　1936年，夏志真與其眾弟子在天津戈登堂舉辦為上海音?；I款的慈善專場演出?！侗毖螽媹蟆房橇搜莩鋈藛T全體合照及名單。照片中，花團錦簇的舞臺上，師生們身著整潔正式的服裝，排列得錯落有致。夏志真身著淺色長袖衣裙，含笑坐于二排中央。她的身旁圍繞著一群不同年齡、不同國籍的學生，他們或站或坐，但每個人的臉上都洋溢著對音樂的共同追求與尊重。

　　此次演出共籌得善款國幣二百六十九元，全額捐贈上海音專學校。此次善舉充分彰顯了夏志真對近代專業音樂教育的關注與重視。她不僅心系國立音專的發展，更以實際行動促進了南北方音樂教育的“聯動”。夏志真作為學生的楷模，不僅致力于提升學生的音樂素養，也將慈善救濟、助人思想傳遞給學生。她在豐富天津城市的音樂文化、傳播西洋音樂藝術的同時，也影響了當地民眾的思維方式和生活習慣，寓善于樂，推動了音樂的發展。另外，媒體的相關報道亦發揮重要作用，不僅記錄了西樂在天津的廣泛傳播以及音樂教育的日漸普及，亦揭示了慈善音樂會對城市音樂文化發展所起的積極推動作用。

　　(摘自《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25年第2期，原標題為《〈北洋畫報〉天津慈善音 樂 演 出 史 料 整 理 研 究 (1926—1937)》，有刪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