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塘江位于浙江杭州，分割浙東浙西，兩岸往來，均須涉渡。明代時期，錢塘江不設官渡，渡船載客貨往來，均為蕭山人私船，船夫的勒索讓客商苦不堪言。明清以來，錢塘江沿岸已經開始有義渡出現，但是規模不大，且持續時間較短。

　　經過數年的籌劃，到1869年，胡雪巖倡導紳商捐贈，加上厘金共計十二萬緡錢，為防侵蝕，后由巡撫譚鐘麟委托給同善堂管理。當時錢江義渡局南北岸的船只總共有37只，牛車8輛，執事者330人，船車每年都要修理，改造的船只每年平均有四只，由一名官員和兩名紳士負責，從西興驛以西為棚，冬天提供姜茶，夏天提供茗茶，供行人商旅飲用。

　　錢江義渡局的設立給社會各層人民都帶來了極大的便利，駐杭州的英國傳教士慕雅德曾在回憶錄中描寫到：“渡船往返于江的兩岸，從日升到日落，人們不分貧富，均可免費擺渡……這一偉大的義渡是中國慈善事業的一大明證。”

　　1883年，胡雪巖經營絲繭生意失敗導致破產，最終于1885年去世。在此期間，錢江義渡局亦由“杭州善舉聯合體”紳士協助管理，后旅滬紹屬七邑同鄉會同樣出面籌募資金資助錢江義渡局。

　　錢江義渡局的困局

　　錢江義渡局建立之初，經費主體多由幾部分組成。首先是租金利息，這一部分經費來源是由本地紳士捐助購置的田地，這些田地位于蕭山縣境內，由官方收取租金作為開支費用。作為較為傳統的出租生息的方法，這也是能夠長期維持錢江義渡局支出的重要的來源之一。其次是來源于捐助，捐助包含了個人捐助以及行業捐助，最早胡雪巖重建義渡局就是以倡捐的形式進行的，一批紳商也積極響應，他本人就帶頭捐錢一萬緡。由于錢江義渡局在清末時期劃歸“杭州善舉聯合體”共同管理，而“善舉聯合體”的主體經費又來源于各行業的善捐，故各行業的捐助也是義渡局經費來源之一，歷任“杭州善舉聯合體”董事的丁丙就在《樂善錄》中詳細記錄了錢江義渡局的支出。最后是來源于官方，官方提供的資金有包括官員自掏腰包的部分，也有官府撥給的。官府撥給的資金大部分都來源于“鹽捐”和“靠捐”，這兩種其實與稅收沒有太大的區別，官方都將其劃歸到了“官款”的行列，按照“每年撥銀一萬兩，按季給發”。

　　早在晚清，經費問題就已經困擾了錢江義渡局，當時錢江義渡局還屬于“杭州善舉聯合體”共同管理，光緒年間“善舉聯合體”的經費就出現過不足的情況，時任聯合體總董的丁丙就曾自掏腰包，并且多次求助于官府，但直到清朝覆滅也沒有解決這個問題。民國建立后，錢江義渡局劃歸省有，其財政和政府的關系逐步加深，經費運轉更加依靠政府撥發。政府給予的費用是固定有限的，對處于變革期的錢江義渡局來說，固然入不敷出。義渡局經費的消耗，以燃料為大宗，浙江省議會就專門討論了錢江義渡局船夫工資和燃料經費不足問題，到最后該議題也沒有商討出結果。1923年，錢江義渡局在第二次采購汽輪時同樣遇到了經費不足的問題，即使最后獲得了省里的資金支持，但杭甬紹商會還是另外采取了募捐的形式籌措不足的資金。

　　不僅如此，政府還會控制義渡局所持有的資金，1923年就曾經將錢江義渡局的款項收歸財政廳，移作增加浙江地方銀行股本之用。1925年錢江義渡局還引發了工資問題，船夫工頭趙阿三、沈法才等人，因“原有工食不敷開支”向省議員“介紹于省議會，請愿增加工資”。財政受限由此可見。

　　隨著錢江義渡局的發展，管理上的弊端也接踵而至。本來每只渡船配備3名船夫，每名船夫每天拿到銅錢三百文，但是由于缺乏監管，又是領取固定工資，出現了“力有不及，全賴搭船之轎夫、挑夫及窮苦人幫同撐駛。茍搭船者不允，則必辱罵隨之”。船夫水手也有貪腐的現象，巧立名目，向旅客索要。

　　同時事故也時有發生，《申報》就曾有記載：“本月初九日，某號渡船正在揚帆飛駛，狂風陡起，虎嘯聲雄。舵工不及提防，竟遭覆沒。雖經救生船極力往救，然舟中搭客二十三人僅救起二十人”。翻船的消息時有報道，曾導致“渡客四十余人，均翻入江中”，最終確定的“內有死者五人”，還有人下落不明。這件事不僅在社會上引起廣泛關注，而且驚動了浙江省高官，要求進行進一步調查，但結果也是不了了之。義渡事故的不幸遭遇，雖然大部分是因為天氣的惡劣才導致的操作失誤，但相對于其他近代運輸方式，錢江義渡局前期較為原始的木船已經逐漸無法適應新的環境下的需求。

　　本身作為慈善組織，錢江義渡局物質資金等方面存在不可避免的劣勢，資金的來源是有限以及不穩定的。事故發生次數的變多不僅表明設備技術的落后已經無法滿足現實的需要，同時，舊的管理制度也無法適應新的保障要求?？偟膩碚f，錢江義渡局在發展的過程中，一直面臨著財政管理等方面的困局，為了生存和發展，主動的轉型迫在眉睫。

　　錢江義渡局的應對

　　為解決出現的設備技術、資金以及管理等方面的問題，1910年，借錢江義渡遭遇風浪事故多名乘客喪生的事件，官府意圖改良義渡，用輪渡來避免危險情況，但因懼怕與輪船公司沖突且違背初衷而遭反駁。之后浙江省諮議局針對這種情況再次提出了更為詳細的改良錢江義渡辦法，其中包含八條具體改良建議，但最終還是未協商成功難以實行。

　　在這一時期，錢江義渡局也開始陸續革新設備技術。1912年辛亥革命后，“中華民國”成立，根據當時浙江省臨時財政會議的決案，錢江義渡局劃為地方行政，仍以錢江義渡局進行管理。1914年，紹興紳士方面計劃實行機輪拖帶義渡船來加強渡船的安全性。時任紹屬七邑同鄉會的常務董事俞襄周，曾在20世紀初過江搭乘義渡，親眼看見由于暴風惡浪而導致的沉船慘劇，在當時就產生了要改善渡船的志向，趁此機會，俞襄周前往上海向外商購置一艘小型機輪，用作拖帶原有木質渡船。之后于杭州三廊廟與錢塘江南岸之間試渡數月，運行期間效果顯著，未發生事故，相比原先的木質渡船又大大加速了過江時間。1916年，由浙江省議會議員提出，經過幾次會議的討論審查，最終將錢江義渡局劃歸省有，并且逐步改設輪渡，這徹底改變了錢江義渡局的面貌。1919年，錢江義渡局呈準財政廳添購汽輪2艘，錢江義渡也由此逐步實現了近代化技術革新，提高了效率。

　　增添汽輪的同時，為了完善錢江義渡局的管理制度，避免清末管理混亂的局面重蹈覆轍，杭州、紹興和寧波三個商會的會長就曾組織錢江義渡評議會，決定了會章，積極推動錢江義渡局的管理和監督工作，確保義渡局運作的透明度和效率。1927年北伐軍主導杭州后，錢江義渡局由國民政府接管，考慮到渡江人數逐漸增多，管理上也發生了變化，由浙江省公路局進行監管。這也是因為到杭州拱三段公路的通車，為了更方便聯絡南岸蕭紹運輸，遂更名為錢江義渡辦事處，公路局委派專員進行管理。

　　在設備技術以及管理上不斷實現轉變更新的同時，時任浙江省建設廳廳長程振鈞首先提出了關于建筑錢江義渡碼頭的議案。由于錢塘江兩岸渡口淤沙堆積，船很難靠岸，登船不便，到輪渡點，乘客需要涉水登船，男性乘客尚可應對，但對于婦女和兒童來說，這個過程更加困難。如果遇到陰雨天氣，將會更加難以應對，義渡局為此也鋪設了跳板，但跳板每天需要雇工鋪設和收取，而且每個月都需要進行修理，每年大約需要花費四千元左右的洋銀，這又是一筆不小的開支。1929年，經過招工和投標，錢江義渡碼頭最終建成，義渡船舶的運行更加方便，為人們帶來了更多的便利。在竣工當天，時任浙江省主席張靜江、建設廳廳長曾養甫親自主持落成典禮，張靜江書寫“浙江第一碼頭”為題。

　　雖然兩岸已經建造了水泥碼頭，但由于官辦的經費固定，導致輪船和渡船年久失修，逐漸損壞，運力大減，旅客多有怨言。為了整頓這一狀況，建設廳廳長石瑛計劃一方面撥款維修船只，另一方面聘請在上海和杭州的紳士，虞洽卿、王曉籟、張嘯林、杜月笙、張喧初、王竹齋、王湘泉、金潤泉等四十人，組成錢江義渡委員會。計劃將義渡局的事務交由委員會管理，每月撥款四千元作為經費，不足部分由委員會自行募集。1936年，為滿足大眾的需求，義渡局又增設了特班船，每次收費一角，以此來填補修繕碼頭的經費以及渡船的經費來源。運營策略的不斷轉變，也是錢江義渡局為了更好生存而采取的變革手段。

　　正在錢江義渡局發展之時，抗日戰爭爆發，義渡局一度實行戰時渡船編隊管理，到了杭州陷落的時候，國民黨軍隊在撤退之后，也將義渡船只沉底焚毀，至此，昔日的錢江義渡局也不復往日。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政府曾意圖依托錢江義渡復興委員會籌措資金重修錢江義渡及其碼頭，但均因時代關系沒有了下文，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后，才進行了重新修建。

　　相比于最初清末時期創建的錢江義渡局，其在性質方面，由原來民營性質變為收歸省辦到中間幾度變更管理主體，最終又轉回收歸民辦，不論是民辦還是省政府領導期間，一直保持著義渡本身的公益性質，在監督管理方面都有了改進。此外，逐漸實現技術的更新，從木質渡船改為輪渡，實現了近代化，同時也考慮增加了輪渡的安全性，修建碼頭，這也大大增加了錢江義渡局的專業性和全面性，對于兩岸渡江乘客提供了極大的便利，保障人身安全，對社會穩定發展做出了貢獻。

　　對于錢江義渡局來說，身為政府所需的社會保障的補充，應該處理好與官民間的關系。作為公共事業重要的一環，錢江義渡局在民辦和官辦之間并沒有那么清晰的界線，但其始終維持好和官方的聯系。在民眾的視角來看，錢江義渡局因屬于慈善行業運行穩定而受贊揚，其始終沒有放棄在民眾角度下進行改革完善。近代發展過程中，錢江義渡局在技術設備、管理和經費等方面的問題逐漸顯現，運營逐步困難之時，堅持適應新的規則體系，在履行建立之初所被分配的那份責任。在近代轉型中，錢江義渡局革新設備技術，加強義渡的安全性，提高效率，組織人員建立新的管理制度，避免混亂的局面發生。當義渡局購買汽輪費用不足之時，會依靠杭甬紹的商會進行籌集。正是在不斷革新改良中，錢江義渡局才更好應對了近代以來的困局，履行了社會保障的部分職責。

　　(據《今古文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