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談論“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時，應認識到香港與廣州在歷史上本屬一家人，兩地關系之密切遠超今人想象。香港的東華醫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其歷任總理幾乎清一色為粵籍商人，直到后來才出現首位外省籍總理——上海人徐季良。這一人事特征充分證明，香港東華醫院與廣州有著非常多的聯系。

　　與廣州善堂之合作

　　方便醫院除了在醫療衛生上與東華醫院進行合作外，還曾希望后者助其對抗廣東省政府。1922年，方便醫院向東華醫院的求助函里記載到“衛生局張借防疫問題取締留醫，有意摧殘”，東華醫院的回復是“敝院為慈善機關，政府政令未便由敝法院直接奉函”，也就是拒絕了插手政治。實際上在19世紀，東華醫院因直接參與很多政治事務，政府對此非常不滿，擔心東華醫院成為香港的“第二個政府”。所以進入到20世紀，東華醫院在政治上的態度就相對謹慎很多。

　　方便醫院曾贈予東華醫院“樂善同情”牌匾，祝賀其重建開幕。另外，方便醫院于1911年10月9日廣華大醫院開幕贈送賀詞，“廣廈蔭同胞幾經竭力營謀始克奠厥攸居權作杏林藥隴，華僑沾實惠縱或偶罹疾苦胥令各得其所共躋壽域春臺”。東華醫院成立之后，海外許多華人醫院紛紛仿效，所以他們之間的來往很多，也因此如今在海外地區陸續找到一些東華醫院的牌匾，例如曼谷的天華醫院就收到過。正如方便醫院在東華醫院成立60周年的時候贈匾中提到的“仁風馳粵海 楷模邑式”，說明這些醫院都認為東華是一個榜樣，值得仿效。

　　而倡建兩粵廣仁善堂也是同一批人，比如說有東華倡建總理鄧鑒之等人。商人何昆來自阮荔村，從事越南貿易，他與張之洞交情頗深，曾在廣州創辦自來水廠，思想極具前瞻性，當時別人不敢做的事他都會嘗試。他還曾在香港學習英文，那個年代像他這樣的人并不多見。韋寶珊也是一位非凡人物，香港的爵士，是富二代，也是有利銀行的買辦。他早先在皇仁書院求學，后到英國讀書，在辛亥革命時還提供過幫助。此外，名單中還有周少岐、劉鑄伯等。劉鑄伯，盡管香港對其的研究不多，但在20世紀初，他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特別是他和韋寶珊、梁士詒的關系值得研究，他們之間有諸多的合作。1919年香港搶米暴動時，他們發揮了很大的影響。此外，名單中還有很多公司，比如元發行、公源米行、銀號等等。

　　從1919年安南廣肇義祠致函東華詢問有關骨殖事宜的信件中，我們可以看出信息的流傳方式。廣肇義祠先是去信給廣仁善堂，然后由廣仁善堂再寫信給香港東華醫院詢問此事。民國初年是一個動蕩的年代，廣州商人、香港商人通過兩地善堂之間的合作，做了大量造福民眾的事情。當時兩地政府之間幾乎是沒有聯絡的，英國政府承認北洋政府，輕視南方的政府，它覺得北洋政府才是正統。試想如果沒有兩地善堂的幫助，當地群眾受的苦難會更加嚴重。所以，珠三角地區靠兩地善堂的大量合作，提供了大量的服務。

　　比如有兩封信件，一封涉及一名男童被人拐到香港，東華醫院為此寫信給廣仁善堂請求其尋人將男童贖回。另一封則是婦人被拐至香港，東華醫院同樣寫信告知廣仁善堂，請求幫助尋回，可見當年是有很多類似的合作。

　　此外，崇正善堂的倡建總協值理也是先前提及的那批人，比如阮荔村、盧佐臣等等。東華醫院曾經與廣州九大善堂一起合辦平糶，以應對米價的突然上漲，這一事件被記載在崇正善堂的記錄里。

　　省港澳聯合賑災組織

　　當時九大善堂和東華醫院時常合作賑災，省城九大善堂總商會七十二行商集議聯合香港東華醫院開辦平糶總公所。因為當時“粵省豐年糧不半歲，一遇水旱，接濟稍窒，大局立危。是以前光緒戊戌、壬寅、癸卯及本年，米價飛騰，人心惶恐，皆賴舉辦干糶，潛遏亂萌”。舉辦干糶，就是擔心平民因缺米而引發暴亂。在當下，沒有米吃不至于發生動亂，而在當時三餐都依賴大米的情況下，缺米很有可能發生動亂。但是，當時安徽蕪湖的米失收，需要去收購越南米。與此同時，只有香港公源米行的劉小焯和阮荔村才能收購到越南米，于是便需要東華醫院出面，讓他們去收購越南的米。去辦事的代表是馮平山和梁峙庭。馮平山頗為知名，他是新會人，香港大學至今還有馮平山圖書館。之后，他們就在愛育善堂東廳設立平糶總公所，接濟各府廳州縣來辦理相關事宜。后續因廣仁善堂倡議舉辦救災公所，九大善堂行商總會等遂分別設救災公所，另設廣仁善堂。但是，倡辦名單上仍是這一批人。

　　1919年，香港爆發了香港史上第一次，應該也是最后一次搶米暴動。事后，香港當局批評說香港必須儲備一定量的大米，不能突然出現無米可食的情況，否則就會產生暴亂。1919年收購大米苦難重重，因為當時越南和泰國的米都禁止出口，日本米坊也發生動亂。香港發生搶米暴動時，大家都去安徽蕪湖搶購大米。后來，由劉鑄伯出面與當時北洋政府總統馮國璋溝通，同時梁士詒也勸說安徽方面不向日本人售賣大米，要其將大米運至廣州。整個事情的推動，依靠的不是政府，是商人憑借自身的江湖地位，才得以順利解決。當然，當時的廣東糧食救濟會的總理陳廉伯和簡照南也參與其中。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劉鑄伯和梁士詒曾合作將一些華人運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法國戰場從事后勤工作。最初這個事情是他們運用民間的方法做成的，后來才得到北洋政府支持。劉鑄伯是一個極其重要的人物，他屬于今天深圳平湖人。直至今日，在平湖仍能看到他建立的醫院。今日的平湖人仍然記得劉鑄伯，他有一項重大功勞，就是促成廣九鐵路在平湖設站。要知道鐵路在某地設站會對當地經濟起到極大的推動作用。梁士詒是一個十分富有的人，他在北洋政府任職為官，家安在香港，他的女兒在香港讀英文學院，他本人也極為精明。

　　從1919年七月初三的東華會議記錄中可以看到，當時東華醫院主席是何鴻燊的父親何世光。記錄中可以看到“近因米價日昂，民食維艱”，要去“施粥以救眉急”，因此就要廣州糧食救濟會匯點大米過去。己未七月初十東華會議記錄寫道，“何世光翁曰今晚請列位到會系因蒙何君曉生”，前者曾邀陳廉伯幫助將省城所存蕪湖米撥些來港一事“已達到目的”，昨晚何君接到電報云“督軍已批準出口一萬擔”，“特通知東華醫院派員到省接收，今院欲舉兩位(謝家寶、李右泉)上省與陳廉伯接洽”。謝家寶是何甘棠的女婿，“謝家寶翁曰，承主席命赴夜輪上省，為接收蕪湖米事，但抵省時尚早，乃先到米埠試看蕪湖米如何，見得雖不及暹羅米之佳，然仍屬過得去，只有些少塵糠氣味而已，后乃聯隊往沙面見陳廉伯先生接洽一切”。后來，他們又到廣同興米埠托人將米運回香港。在他們運輸米、儲存米的過程中，能夠看出東華的總理們是從事哪一行業。他們做事的方法就是商人間的互相幫助，因為總理們來自不同的行業，大家可以一起幫忙，所以整件事情可以順利推進，政府則完全沒有參與。可見，當時粵港之間的合作就是這種方式。

　　海外賑濟僑團之中介

　　東華醫院在海外賑災中也扮演中介的角色。有兩封信，分別是新金山巴辣埠(澳大利亞巴拉瑞特)致東華醫院，以及雅加達中華總商會致東華醫院，函請東華賑濟廣東水災。因為他們都覺得東華醫院值得相信，所以將錢全部匯給東華醫院，東華醫院再轉匯給廣州的善堂賑災。由此可見，東華醫院在此作為中介的角色。另外，還有古巴中華總會救助廣東水災，也是通過東華醫院進行的。東華醫院收藏了大量此類來函。澳洲悉尼埠商會也通過東華賑濟廣東水災。不止水災，汕頭在1918年正月初三發生了7.3級大地震，整個汕頭都受到了巨大沖擊，當年賑濟也是借助東華醫院，通過南北行去賑災。東華醫院收藏了大量此類來函信函。

　　東華醫院檔案反映出，清末民初粵港之間的交流非常便捷。當時東華的總理和九大善堂的總理名單大多都重疊。最特別的是，在那個年代，兩地的善堂一起合作了諸多事情，幫助了許多群眾。如果沒有他們的合作，當時廣州一帶民眾受的苦難會更加多。如今講大灣區，也應該強調當年粵港的關系，從善堂的相關歷史中即可看出兩地密切的關系。

　　(摘抄自香港歷史博物館原總館長丁新豹教授演講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