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國的抗戰史上，曾出現過這樣一支鮮為人知的隊伍，他們秉承佛教信仰，身著佛門短衫，高舉“佛”字大旗，或殺敵于前線，或救援于后防，或出訪于友邦，與所有為國獻身的中華兒女一道共赴國難，被后世尊為民國“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虛法師則堪稱其中的領袖楷模。

　　太虛法師其人

　　釋太虛，法名唯心，字太虛，1890年生于浙江海寧。自幼受篤信佛教信仰的外祖母影響，早歲出家于蘇州。1908年，楊仁山居士在南京創辦新式佛學教育祗洹精舍，以梵文為課程，采取佛法、中文、英文三門教授，太虛法師也于這一時期在此求學。祗洹精舍開辦年余，即遭停辦。太虛法師在此接受佛門思想的同時，也受到了當時社會新思潮的影響，從而逐漸形成了其佛教救世主義理想。

　　他從日本留學朋友帶回的書籍中接受了孫中山的三民主義，主張在佛教界也進行一場與之對應的改革，對傳統佛教的教制、教產和教理進行革新，由此開啟了佛教近代改革的序幕。在興辦僧學上，他受祗洹精舍影響頗深，主張創辦佛教大學，從學僧中選拔僧才主持寺院，并先后主持成立了武昌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和重慶漢藏教理院等新式高等僧教育。在帶動佛教舉辦僧學的同時，也打破了歷來拘持己宗排斥他宗的舊習，為中國佛教的近代轉型培育了大批可用之才。

　　而太虛法師投身抗日救國，則始于1928年日軍制造的“濟南慘案”。消息傳來，他便致電日本佛教聯合會，要求他們向日本當局施加壓力，早日撤兵。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又發表“為沈陽事件告佛教民眾書”，嚴厲譴責日軍的侵略行徑，呼吁全世界的佛教徒聯合起來反對侵略戰爭。

　　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他更接連發出了《告全日本佛教徒眾》和《告全國佛教徒》的通電，要求日本佛教徒以佛教“和平止殺”的精神，制止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同時號召全國佛教徒奮勇護國、共赴國難。此外，他還先后于不同場合發表了《佛教的護國與護世》《勸全國佛教青年組織護國團》《發揚中國文化與佛教以救國救世界》《降魔救世與抗戰建國》《服務國家宣揚佛教》等多篇通電、演講和文章，號召全國佛教徒積極投身抗日救國運動。

　　僧侶救護隊

　　根據1933年國民政府頒布的兵役法和1934年訓練總監部的相關規定，僧道尼姑均應按適當年齡服國民兵役。當時全國的僧人大約有40余萬(不含女尼)，可算得上一個重要的兵役來源。然而，按照佛教的戒律，第一條便是戒殺，若要組織僧人直接上前線殺敵，其實是多有困難的，借故推脫甚至集體逃兵役的現象在全國范圍內普遍存在。

　　雖在大乘佛教中早有“以殺止殺”“慈悲為本，方便為門”的傳統，太虛法師“佛必降魔，方能救世;僧應護國，乃可安禪”的教導也確實激勵著部分愛國僧人走上戰場奮勇殺敵。如何才能將更多的僧眾和佛教信徒團結到抗日救亡的陣營中來，太虛法師與中國佛教會多方協調，最終基本確立了佛門弟子以僧侶救護隊的形式參加抗戰的變通辦法。

　　全面抗戰開始后，中國佛教會聯合上海慈善團體和救災會于第一時間組織了一支150人的僧侶救護隊，分赴前線服務，同時在后方設立了難民收容所和佛教醫院，廣泛收治難民和傷兵。淞滬會戰期間，他們深入吳淞前線，往返于瀏行、大場、昆山之間，在3個月的時間里共搶救出受傷官兵和難民8000多名。隨后，漢口、寧波、長沙等地相繼成立了僧眾救護隊，廣大佛門僧俗弟子參與其中，為抗日救國作出了貢獻。

　　而此時已隨國民政府遷入重慶的太虛法師，也在重慶建立了一支僧眾救護隊。對于組織救護隊的形式，他主張：僧眾救護隊應作為國民一份子和出家佛教徒兩種身份入世救國。僧眾救護隊的服裝形式也要有別于軍隊，應著僧人常著的僧短衣，令人一見即知為僧伽組織。1939年8月，太虛法師出任云南僧眾救護隊總隊長時，明確要求隊員們“以大慈大悲的佛教立場，用勤勞刻苦、勇猛無畏的精神去做救護工作，使其能超過其他救護隊的工作，超過一般國民的服務精神;要用這樣的服務精神去服務國家，顯揚佛教”。

　　在如此服務精神的指引下，各地僧侶救護隊均奮勇向前，出色地完成救護任務。其中表現較為突出的一支，則是在重慶大轟炸期間作出巨大貢獻的重慶慈云寺僧侶救護隊。該救護隊由慈云寺愛國僧人樂觀法師提議成立并實際負責。救護隊成立后首先對救護隊員進行集中訓練，完成訓練方能參與救援任務。救援期間，每逢敵機空襲轟炸，救護隊員都能立即舉起“佛”字旗，奮不顧身地趕往現場搶救難民。因救護成績顯著，他們還得到了重慶市政府的特別表彰，國民黨中央社會部也對他們的救護工作給出了肯定的評價：“查僧侶救護隊于本市每次空襲之后均能立即出發，服務工作努力，深得各方嘉許。”

　　出訪東南亞

　　早在各地僧侶救護隊成立之初，中國佛教會便因為經費支絀，所需醫療用具和救護車輛均甚缺乏，派遣時任理事長圓瑛法師前往南洋、新加坡、檳榔嶼等地募款，所籌經費由南洋直接匯寄給上海及各地的僧侶救護隊和難民收容所等機構，而救傷藥品、紗布等救護所需的物品則因寄運艱難，大多須經國民政府相關部門轉寄各地，以補充僧侶救護隊所需。

　　至1939年前后，全國的抗戰局面漸入困境，東南沿海陸續失陷，中國對外交通的渠道幾近斷絕，滇緬公路逐漸成為輸送國際援華物資的唯一通道，其重要性日益凸顯。在如此不利的局面下，中緬關系的改善便顯得尤為重要。6月21日，國民黨中執委秘書長朱家驊致函陳立夫：“中緬邦交，關系甚巨，敵人在彼間活動至力，近更收買報紙對我作種種不利宣傳，故總裁對此彌見關切。”而作為千佛之國的緬甸，佛教的重要性自不言而喻，正因如此，朱家驊才把組建佛教訪問團看成當務之急，有了“尊擬進行步驟三項，其中以佛教訪問團最為重要，務請提前進行，能于最短期內出發”的改善中緬邦交計劃。

　　為了保障國際援華通道的安全，爭取東南亞各國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國民政府積極籌備佛教訪問團，旨在通過佛教交流溝通感情，增強與東南亞各國的聯系，共同抵抗日本侵略。德高望重又兼有游學歐美經歷的太虛法師，自然便成為國民政府組建佛教訪問團的不二人選。1939年11月至1940年5月，由太虛法師率領的中國佛教訪問團先后到訪緬甸、印度、暹羅(泰國)、錫蘭(斯里蘭卡)、星洲(新加坡)、馬來亞和越南等國，其間多次發表慷慨激昂的愛國演說，揭露日軍罪行，并呼吁世界佛教徒加入到中國佛教徒的抗日行列中來，為保護佛教、保護世界和平而戰。訪印期間，太虛法師還會訪了甘地、尼赫魯、泰戈爾等當時印度社會各界領袖，尼赫魯甚至還發動全國各地國民大會數十萬人前來歡迎中國佛教訪問團。

　　其后，為繼續宣揚國民政府宏護佛教之德意，揭露日寇在東南亞各佛教國家的麻醉宣傳，增強我國的抗戰力量，時任重慶市僧侶服務隊籌備主任的釋樂觀法師聯絡釋曼林、釋果能、釋能仁、釋覺華等4位法師，組建了中國佛教國際宣傳步行隊，計劃用步行的方式去宣傳抗日。從身份背景上看，他們5人都曾就讀于太虛法師主持創辦的新式佛教學校，其中釋樂觀肄業于武昌佛學院，釋曼林和釋果能肄業于重慶漢藏教理院，釋能仁和釋覺華肄業于閩南佛學院，而釋樂觀、釋能仁和釋覺華3位法師又都有同時參加上海僧侶救護隊的救亡經歷，釋曼林則奉太虛法師之命參加了重慶市僧侶服務隊，他們都是心懷救國救教宏愿、曾努力參與抗日救亡工作的僧青年。宣傳隊抵達緬甸后，他們一方面拜訪當地高僧，以佛教為紐帶，聯絡感情;一方面則對緬甸人民開展宣傳工作，將日寇在中國轟炸寺廟及其他種種罪行的證據公之于眾。雖然因為國際環境的變化和日寇的蓄意破壞，宣傳隊最終沒能實現經緬甸步行到暹羅、印度等地的宣傳計劃，宣傳工作的開展也面臨著諸多困難，但隊員們仍堅持在緬宣傳抗日長達8個月之久，獲得了國際社會的同情和支持。

　　自抗戰伊始至抗戰結束，太虛法師始終堅持不懈地為抗日救國奔走呼號，鼓勵并親自組織了多種形式的抗戰，領導廣大佛門僧俗弟子積極參加抗戰，可謂功勛卓著。1946年1月，太虛法師被國民政府授予“抗戰勝利勛章”。翌年3月，太虛法師積勞成疾，圓寂于上海玉佛禪寺，享年57歲。國民政府特頒嘉獎令以彰忠哲，給予太虛法師高度評價：“釋太虛精研哲理、志行清超，生平周歷國內外，闡揚教義，愿力頗宏。抗戰期間組織僧眾救護隊隨軍服務，護國之忱，尤堪嘉尚。”

　　(據《中國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