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抗戰時期的義賣運動
義賣是現代慈善公益事業中一種常態募資方式，其普遍運用始于全面抗戰時期的義賣運動。義賣運動不僅為抗戰救難募集了資金，還通過“義賣買”的平臺，進行宣傳動員，增進愛國救亡、全面抗戰共識，在抗戰救難及各種慈善公益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義賣運動的發端
抗日戰爭爆發后，香港同胞積極支援祖國抗戰。在全面抗戰一周年之際，香港積極響應國民政府倡導的素食運動與獻金運動，又為紀念淞滬抗戰一周年，發起了“八一三”獻金運動，全港抗戰救難氣氛空前高漲。在此背景下，香港小販的義賣活動發展為轟轟烈烈的義賣運動。
1938年7月18日，香港小販丁炳南等人將冬瓜售賣得款捐獻政府，中環區、鵝頸橋等地區瓜菜販先后響應。此后，義賣活動蔓延開來，不僅同區瓜菜小販進行聯合義賣，其他各行業如鮮魚行、豬肉行、竹器行、報業、酒樓等亦起而義賣，并有跨區聯合義賣，如香港花卉工商會聯合種植同業舉行義賣，半島報販與港中各報聯合義賣，酒樓、茶室、茶居、西菜、飯店五行聯合商會舉行全體同業聯合義賣等。義賣時，小販在攤位高聲叫賣，形成熱烈的義賣氛圍。下自勞苦大眾，上至紳商學界，以不同方式踴躍參加義賣，不到一個月時間，通過義賣活動籌款總數已逾100萬元。由小販發起的義賣活動，受到香港各行各業的積極響應與跟進，形成了愛國救亡的義賣運動。陶行知題詩稱頌：“南海有義賣，高風可崇拜。富翁學窮人，中國不會敗。”時任廣東省主席吳鐵城贊義賣運動“實為國內外之創舉，物質精神，皆為極大貢獻”。
受香港的影響，澳門亦積極開展義賣運動。1938年8月31日，蓬萊新街華記飯店首先舉行義賣，之后各行商聞風而起。在澳門各界救災會的倡導下，各商店紛紛響應。截至12月21日，國民政府收到各商號義賣捐款65639元，并稱贊澳門各界救災會：“領導僑商舉行義賣，成績昭著，毅力熱忱，洵堪嘉慰。”
積極響應推行義賣運動
香港義賣運動，為抗戰提供了一定的資金支持，體現出廣大民眾的愛國熱情，有利于進行抗戰動員，內地因而積極響應。以重慶為例，呈現出全面推進義賣運動的場景。在1938年12月“八一三”聚餐會中，由市黨部、市商會及各界領袖共同商討，即日推進義賣運動。12月13日，重慶市各界義賣獻金運動委員會成立。該會由各委員選11人組織常務委員會，推選主任委員1人，綜理該會對內對外一切事宜，下設總務組、宣傳組、稽核組、勸導組，各設正副組長各1人，分理一切具體事項。該會又制定《重慶市各界義賣獻金運動委員會組織大綱》《重慶市各界義賣獻金運動辦法綱要》《獎勵義賣獻金辦法》等。義賣運動隨之迅速高漲。
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引領下，重慶各大報紙開展宣傳動員，并進行大規模報紙義賣，有力推動了義賣運動的開展。自1938年11月28日起，《新華日報》第三版已設“義賣獻金運動”專欄，報道相關消息。在“八一三”聚餐會第五次會議后，《新華日報》決定，于12月18日舉行報紙義賣，并專設“榮譽廣告”位置，歡迎各商家競登。義賣當天，參加《新華日報》義賣各團體中午十二點在中央公園舉行盛大的獻金大會，計一日義賣所得共5233元。《新華日報》的義賣活動掀起重慶義賣浪潮。《新民報》于12月25日繼起義賣，報中同樣設“榮譽廣告”位，最終獻金共10625元。《商務日報》也在同一天義賣，義賣得款共計7422元。在報紙義賣推動下，義賣運動普遍展開。據報載，1938年義賣獻金運動收入共47851元，除報紙外，有72個團體、影劇院或店鋪等舉行義賣。
1939年1月，隨著兩次大規模廠商聯合義賣的舉行，重慶義賣運動更加熱烈。元旦當天，遷川工廠聯合會舉行義賣，參加的會員工廠及各大商店達20家，募集資金豐厚。聯合會從得款中提出5000元捐贈華北游擊隊，又將15000元呈繳中央銀行轉獻政府。同時，重慶市國貨廠商聯合會于1月7日至8日在中國國貨公司舉行義賣，參加義賣捐款廠商共達60余家，最終義賣所得共計16839元。據重慶市各界義賣獻金運動委員會統計，在1938年12月28日到1939年1月31日，重慶各界組織義賣活動98次，得款51085元;同年2月又舉行義賣21次，得款24823元。重慶的義賣運動如火如荼，在抗戰特殊環境下，通過推行義賣運動，募集了可觀的資金，增強了民眾抗戰勝利的信心。
義賣運動的推展
國民政府社會部“為及時倡導號召全國商人共襄義舉”，曾令經濟事業科擬具《推行義賣獻金運動辦法》，以便推行各省。因各地在推行義賣運動中“流弊各端，似無問題”，部長決定暫時不必制定辦法，“用令文行知各級黨部注意其流弊，如地方有運用以為其他企圖之傾向，各級黨部應立即取得領導權，統一管理之。”社會部即函令各級黨部積極推行義賣運動。
各地紛紛開展義賣運動。成都市在義賣義買獻金協進會的推動下，舉行全市義賣運動，截至1939年3月11日，義賣得款達30618元;陜西省抗敵后援會統管該省義賣運動期間，義賣獻金收入共計46654元;甘肅省抗敵后援會發起義賣獻金活動后，在各市縣商店、團體及個人的積極參與下，共計收到68123元;昆明市立小學教師抗戰服務團成立義賣委員會，于1939年2月在實業合作銀行舉行義賣，計得舊幣20余萬元;昆明市商界舉行了商界義賣獻金大會，最終共獲4萬元;江西各縣義賣運動中，贛縣成績冠全省，得款8000余元。許多地方舉辦義賣獻金活動，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義賣運動的普遍開展，為抗戰救難募集資金作出了重要貢獻。更重要的是，義賣運動為社會各界提供一種表達愛國情感的渠道，義賣過程中廣泛的交互影響，凝聚為社會各界的抗戰共識。
義賣運動與義賣常態化
隨著義賣運動的普遍開展，義賣成為一種常態募資方式，為各類慈善活動籌集經費，對抗戰救亡、救災救難等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其一，義賣成為政府重要的募資方式之一。在各種節日、紀念日及募捐活動中，政府經常舉辦義賣活動。如每屆元旦、春節，政府往往倡行義賣獻金。青年團中央團部發動重慶附近各縣青年舉行義賣春聯活動，函請書法名家撰寫抗戰春聯，由中央團部制版印發。1940年春節，皖省組織了大規模義賣勞軍活動。1943年元旦，中國全國工業協會、遷川工廠聯合會、國貨廠商聯合會組織工業界慰勞湘鄂前線將士捐款委員會，發動“獻金暨義賣百萬勞軍”。這些義賣活動既可補助抗戰經費，又鼓舞了后方民氣。
其二，義賣成為慈善公益活動募資的重要渠道。首先，在災害救濟中，人們常通過義賣籌款。1941年1月，重慶市動員委員會為慰勞重慶市被炸難民，特請政要、名家寫繪作品，在中蘇文化協會展覽義賣。1942年，為救濟河南災荒，張伯英邀請西安畫家定期舉行義賣畫展，國民黨豫省黨部、豫省府等七機關團體發起書畫義賣。1943年《申報》館主辦了華北急賑書畫義展會。1944年，重慶湘災籌賑會將“義賣募捐”作為其籌資方式之一，并由宋慶齡主持在夫子池新運服務社舉辦湘災書畫物品義賣展覽會，所售物品皆廉價義賣，購者踴躍，首日所得超過四十萬元。其次，通過義賣為慈善機構籌集經費。重慶國際婦女協會曾多次舉辦慈善義賣活動。1939年12月、1940年3月、1941年12月、1942年12月，該會都曾舉辦物品義賣會，以所得充兒童保育院及其他慈善機構經費。上海通過義賣籌集善款的情況更為普遍，其中涉及難童教養院、上海貧兒工藝院、普元堂施材會等大量慈善團體。
其三，義賣被寫進政府章則，編入辭典。義賣運動的熱烈開展，使得“義賣”成為慈善公益募資的一種標志性話語。1939年4月16日國民政府頒行的《運用原有組織發動精神總動員辦法》中，要求各級黨部對商人黨員，應使其“踴躍舉行義賣獻金，以為一般商人表率”。同年7月12日公布的《統一繳解捐款獻金辦法》中將“義賣獻金”列為各項捐款獻金辦法之一。1940年12月20日修正公布的《優待出征抗敵軍人家屬條例》中關于優待資金與物品之籌集方式包括義賣獻金等。同時，伴隨著義賣運動的推行，“義賣”一詞已廣為人知，成為報刊中的常用語匯，被收入辭典。1940年8月出版的《實用百科辭典》對“義賣運動”作了解釋。1942年12月出版的《新聞語匯》解釋“義賣”時完全沿用了《實用百科辭典》。1944年5月1日出版的《讀報手冊》對義賣的定義與《實用百科辭典》大同小異。
相較于其他捐資活動，義賣運動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單向度的捐錢、捐物，義賣是基于“物”的買賣，事實上是“義賣買”。義賣運動形成了一個抗戰救亡的場域，一方面是有形的“場”，日用品、報紙、書畫等物品及各種標語形成一個實在的義賣空間，各群體都可以直接參與其中，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有物出物，各界人士在“場”中相互影響，互相促動;另一方面是無形的“場”，政府機構、社會團體及民眾在義賣運動中，形成抗日救亡的強烈氛圍，在“義賣買”的過程中，愛國情感于無形中表達與傳遞，全國上下同心共振，增強了各界抗戰必勝的信念。同時，義賣運動使“義賣”廣為人知，遍地開花，在抗戰救難及各種慈善公益活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以今天視角看，義賣作為慈善公益事業的一種重要籌資方式，其影響深遠。 (據《團結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