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中國最早的民間慈善組織誕生于商丘，很多人可能會驚訝不已。然而，這是千真萬確的歷史事實。它就萌芽、肇始于明末的歸德府寧陵縣和虞城縣，而且和兩位大儒呂坤和楊東明的倡導有關。

　　據夫馬進 《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周秋光《中國慈善簡史》、梁其姿《施善與教化——明清的慈善組織》等多部專著記述，明代末期，寧陵人呂坤設立的同善倉、虞城人楊東明建立的同善會，便是最早的民間慈善組織。此后，同善會便在江南地區乃至全國流行起來，中國民間慈善事業逐漸興起。這樣的團體既不同于國家組建的慈善機構，也有異于宗教寺廟，是中國歷史上一種全新的志愿性質的慈善組織，是現代慈善事業的萌芽。

　　呂坤，作為晚明政壇、學界頗有個性、獨具特色的一位歷史人物，以賢立德，以實立功，以著立言，同時以善立行，扶弱濟貧，創立同善倉、孝義會，在中國民間慈善事業史上亦以創舉之功占有重要的位置。

　　同善倉和孝義會：中國民間慈善組織萌芽

　　在明末清初出現的善會善堂中，最有代表性、對后世影響最大的莫過于同善會，它是中國最早的民間慈善組織。同善會起源于河南商丘，其源流在于呂坤設立的“同善倉”和楊東明設立的“同善會”。日本著名學者夫馬進所著《中國善會善堂史研究》在“同善會的誕生”一章單列“呂坤的同善倉和楊東明的同善會”條目。

　　呂坤大約在出任山西按察使期間(1589—1591年)，在家鄉寧陵縣聯合數位地方士紳，創設了“同善倉”。“同善倉”是以向貧民施米為目的設立的倉庫。由呂坤和其他數人捐出自家剩余的米谷，施舍救濟貧民。“同善”的含義，大抵如今澳門同善堂一副對聯“同心濟世，善氣迎人”一樣，印證著中國傳統價值觀中濟世為懷的行善理念。

　　關于修建“同善倉”的動機，呂坤曾經在《同善倉序》中這樣說過：“財者，天下之財也。流通之物，專之不祥。故其聚也，以貪吝;其散也，以禍殃。古今厚積者多矣，未有不以禍散者。與其禍散也而累吾身，孰若以善散也而積吾德乎?故厚積之家，其害有十……余則念我同類，思以相分。蓋天之富人，非厚其身，正欲假之善者，以均其惠也。為此，與二三樂義君子，衣食之外，各辦余金，共建倉庾。如遇粟賤之年，盡數收羅，別為斂散之法如左，名其倉曰‘同善’，扁其門曰‘天下第一好事’。”

　　修建“同善倉”，不是呂坤的突發奇想，它是呂坤財富觀在現實生活中的一種實踐。呂坤認為，“財者，天下之財也”，本來就是流通之物，并不專屬于某個人。擁有過多的財富并非好事，而且禍害甚多，有重徭所指、貪墨垂涎、盜賊睥睨、鄉鄰嫉妒、士君子所鄙、天道所忌、子孫之殃、亂世之憂、籌算勞煩、臨死牽心等十害，它終究要因禍而散，與其禍散，不如平時多行善。人生其實很平常，居家過日所需之費并不多，富裕之家也并非上天“厚其身”，應當“念我同類，思以相分”，需要用善行將多余的財富分給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使天下人都能“均其惠”。所以他鼓勵并聯合地方富紳出資，設立這樣一座向弱勢群體施米的糧倉，以倡導民間救濟的方式彌補官方慈善機構養濟院的不足。因為明中后期，中央、地方財政皆窘迫異常，養濟院根本不能將社會上篤廢之人盡數收養。

　　在功能上，同善倉與當時社會上既有的常平倉、社倉、義倉似乎是一樣的，實際上則完全不同。常平倉由官府出資設立，作用是調節米價和救荒。社倉和義倉多為民間出資，主要也是為了備荒救荒。而同善倉的目的卻較為單純，就是富人為窮人施舍糧食，扶貧濟困，幫助弱者。呂坤認為，同善倉就好比是取有余以補不足的平衡器，富裕之家將多余的財富捐獻給同善倉，行善積德免除厚積帶來的禍害，而貧苦之家則能從同善倉得到救濟，維持基本生活。如果遇上谷賤之年，同善倉還可效仿常平倉的做法，糴谷入倉，以便更好地扶貧助弱。

　　呂坤還與眾志同道合的鄉紳在家鄉寧陵縣創立了孝義會和野老會，在行善的號召下，籌資常年救助不能喪葬、嫁娶和衣不遮體、吃飯無著的窮人，勸勉農桑，詢查疾苦。《呂司寇頌德碑記》有載：“為鄉士大夫，先約孝義會，助不能葬娶者;制布絮、煮粥，施啼饑號寒者，恤貧周急，歲以為常。又約野老會，勖農桑，廉疾苦諸狀。”

　　呂坤的同善倉深深影響著鄉人，并留下烙印，如以羊湯聞名遐邇的寧陵縣謝集村在清初時名為同善集，后來因為謝姓人集聚改為今名。關于同善集村名的由來，便與呂坤有關：據謝集《梁氏族譜》記載，梁氏自明初山西大槐樹下遷至寧陵縣永安集。晚明呂坤在永安集置500畝孝睦田建呂坤莊園，同善倉糧食便由此出，呂坤善行對在此耕種的梁氏感染頗深。后梁氏一支西遷，以姓命村名建梁堂村。因梁堂地勢低洼，梁氏擇高而居，再在梁堂南側建新村，以呂坤“同善”理念命村名曰“同善村”，后成集市，稱同善集。

　　呂坤的善行和慈善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和他有姻親關系的同鄉且立朝時為政治同盟的楊東明。幾乎與呂坤創立同善倉同時，明萬歷十八年(1590)楊東明亦在自己的家鄉、距寧陵縣不遠的虞城縣創辦了“同善會”。同善會集合了一些地方士紳，利用積存的會費來舉辦修路架橋、施醫舍藥等善業。有關楊東明創建明代的壹基金“同善會”，將在本欄目故城系列“虞城”篇中詳細介紹。

　　呂坤創建的同善倉，雖然還沒有稱“會”，但同樣起到同善會的作用。最初楊東明、呂坤所設立的同善會及同善倉基本上是一種慈善機構，由會員集資從事各種慈善活動，兩者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因果關系則是毫無疑問的。同善倉與同善會，是中國民間慈善組織的萌芽與肇始，促進了民間慈善在明末清初的興起。

　　冬生院與養濟院：對官辦慈善機構的改革

　　呂坤從明萬歷十七年(1589)至萬歷二十一年(1593)，先后出任山西按察使和山西巡撫。此時，官辦的慈善機構養濟院早已在基層府縣普遍推行。而設立養濟院、收養那些“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是大明王朝早在立國之初就定下的一項基本國策。不過在任職山西期間，呂坤對養濟院的政策做了許多新的補充和改進。

　　呂坤的養濟院政策散見于《實政錄》和《去偽齋文集》。其中，《實政錄》卷二的《存恤煢獨》和《收養孤老》集中敘述了這一問題。他所倡導的獨特的養濟院政策，不僅在明代養濟院的歷史上大放異彩，而且在中國的福利行政和福利思想的歷史上也是值得注目的。

　　首先，呂坤設置了“冬生院”，存恤50歲至60歲的殘疾人。呂坤認為，對不同年齡段的殘疾人應施以不同的救濟方式：12歲以下和60歲以上為第一類，13歲至50歲者為第二類，50歲至60歲者為第三類。第一類的殘疾人因年齡和生理的雙重缺陷而成為最弱勢的社會群體，故須“徑收養濟院，照例給予衣糧”。對于第三類殘疾人，因為這些人不屬于60歲以上由養濟院救濟的對象，呂坤的建議是另立冬生院。和養濟院一樣，冬生院也是貧弱收容機構，救濟米糧由倉支銷，性質上屬官辦。但明代的養濟院是常年經營的，而冬生院只在冬季開放，實行季節性救濟，即每年陰歷十月初一到來年三月初一之間開設。因為設冬生院的主要目的在助殘過冬，所以除提供食宿外，冬生院還另發棉衣，兩年一發。冬生院備有火炕等取暖設施，而且被褥要足夠厚實，每月支給的布棉酒肉等也有詳盡的標準。呂坤還規定，收養的老人每十人指派一人負責照顧，他們在身體允許的情況下應從事“紡花、捻線、打席、織簾”等勞動，所需工本由官方借貸。

　　其次，對于呂坤認為的第二類殘疾人，即那些年紀尚輕、身體較好的殘疾人，呂坤主張不能單純地予以收養，而是要傳授給他們謀生的一技之長，呂坤的建議是“盡數收入寺廟，教習生藝”，并根據他們的生理特點，因材施教，讓他們即使身有殘疾也能獨立生活。譬如對腿腳殘疾的人，呂坤就制定政策，要求由專人教習他們“織打麻鞋，挑結網巾，紡花揉繩，捺紗刊字”等技能。對于盲人，他勸諭他們要學習樂器和說書，并雇請教師傳授相應的技能。教師的津貼、所需的樂器都由公費開支。這方面，呂坤甚至親力親為。他不但為盲人編寫了兒歌，還把“殺狗勸夫”“管鮑分金”等立意揚善的故事，用極其通俗的語言改編成評話，作為盲人學習的教材，婦人、野叟、村童也將因這些殘疾人的彈唱說書而耳滿道義之言。夫馬進曾指出：“在呂坤的養濟院政策中，最具有特性的部分是對殘疾人的關注和照顧。”

　　呂坤的冬生院善政計劃及理念，贏得了部分有識官員的肯定，也在某種程度上喚起了人們對社會救濟問題的關心。如河南的杞縣、河北的束鹿縣后來都在當地知縣的主持下設立了冬生院，繼承了呂坤的政策。

　　呂坤的一生，為官堪稱一代循吏，為學也卓有所成。而他的善言善行，也對當時慈善事業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據《京九晚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