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新聞
2013-08-13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閆冰
圖為Project Echo項目，學愿橋志愿者將美國引進的一種教學方法教給培訓老師
Chris的項目成功地為他所支教的小學申請到了12把尤克里里，這種小吉他簡單易學，孩子們很喜歡
Chris是一位來自美國的大男孩兒，大四那年他成為了Teach for China（美麗中國）的一名志愿者，在云南臨滄的一個村小里，開始了他的中國支教生涯。“我要教3到6年級的英語，1到3年級的音樂和體育，一共2年。”Chris用英文和不太流利的中文交替著和記者交流。
今年2月份，他認識了學愿橋的創始人邵逸然，逸然說他可以申請一個項目，學愿橋幫他實現。Chris想了很久，最終他的項目是想要12把小學生可以彈的四琴弦小吉他——Ukulele，尤克里里。
“教音樂的時候我發現，孩子們只有課本、沒有樂器，我只能讓一個學生唱一首歌，然后我說唱得不錯，最多是大家拍手打拍子。”Chris說起他的教學經歷，在他眼中，這不是真正的感受音樂的方式。“我想給他們一個機會接觸到真的樂器、真的音樂，不僅僅讓他們跟著我唱歌就可以了，而是一個真正的去練習、去實踐的機會。”
最終，由兩個捐贈者幫助Chris完成了這個項目。而Chris在完成了美麗中國的支教后，也加入了學愿橋。
做老師想做的事
學愿橋——BEAM，Bridging Education And Mobility，是以小額資助的方式進行運作，由任教于資源匱乏學校的老師們提交項目申請書，申請小額資助，學愿橋審核每個項目，并與申請教師討論，完善項目規劃。通過審核的項目將會公布在學愿橋的在線小額資助平臺上，以便公眾及捐助者瀏覽、捐贈。由于每個項目的平均資金都在1000元左右，所以這些項目，更像是幫助那些貧困地區的老師和學生們完成一個心愿。
而這個定位并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2012年剛剛成立學愿橋時，雖然有了一個團隊，但是更多的是跟著邵逸然做她在想的項目，很快，邵逸然意識到這并不是一個好的趨勢。“一方面這僅僅是我的想法，并不一定是最被需要的，另一方面這樣一個一個做項目實在是太沒有效率了。”于是，團隊開始尋求轉型。
在Chris支教的村小里，有208個學生，這其中，超過半數的學生是留守兒童，他們的父母在外面打工，而他們卻對外面的世界懵懂未知。
“有個學生問我，‘你放學后走路能回家嗎？’他們認為我每個周末都是回家的。”Chris回想起孩子們的天真，臉上掛著很開懷的笑容。這個家，指的是美國。
由于資源的稀缺，他們有很多課是沒有開設的，自然、科學、實驗等等，“我去之前，他們也沒有接觸過英文，后來我買了足球和飛盤，他們的體育課就可以玩這些了。”Chris說。
在接觸Teach for China（美麗中國）后，邵逸然發現這些老師都有好的想法，又很知道學生們的需求，“為什么不去做老師們想做的呢？所以我們找到了一個好的項目方向，就是幫助他們搭建起一個容納很多項目的平臺，做他們想做的事情。”
“確立了這個方向后，我們都舒了一口氣，哇哦，終于找到了對的事情。”邵逸然說。
不是良藥，是維生素
學愿橋的目標受益群體，是在農村和民工子弟學校任教、有著低成本課堂項目想法卻沒有其他資金資助來源的教育工作者。
邵逸然說，他們團隊很清楚，學愿橋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教育資源分配不平等的問題，但是他們依然覺得這見事情有意義、有必要。“就好像一個人生病了，我們不是治病的藥，但我們是維生素，所以我們要一直做下去。”她說。
學愿橋的核心團隊共有六名成員，悉數這六名成員，會發現他們都有著很好的學歷背景，是父母眼中的好學生。
另一位負責人黃可仁和邵逸然一樣，畢業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目前在清華大學攻讀公共管理碩士學位，項目官員朱丹娜畢業于北京外交學院，另一位項目官員何茵茵畢業于美國紐約大學。
試想，這群高學歷的好學生如果遵循著大多數人的慣性思維，循規蹈矩地畢業、找工作，人生會不會變得另一番樣子：收入很高、有很多人羨慕的職位、有明晰的職業規劃……但是他們又出乎意料地做了另一種選擇。“我們都很清楚自己要做的事情，好在最終都得到了家人的支持和理解。”她說。
“我要盡我的努力做一個好老師，并不想做hero。”Chris對記者說。他的這句話，或許也是這個團隊匯聚在一起的原因，做自己喜歡的事，而不是最偉大的事。
當然，這種隨心所欲也是會遇到“理想”和“面包”的沖突。Chris在云南支教時候，每個月有2000元的補助，“但在農村這足夠了”。現在來到北京，因為學愿橋還在初創期，他每個月只有1000元工資，“顯然這就不夠了”。他和逸然一樣，都在做一些兼職，來彌補現實和理想的差距。
但這些并不能阻止這群年輕人的堅持，甚至Chris想一輩子呆在中國做教育公益，“這需要熱情”，他認為，中國還有很多地方很窮、很需要他，就像云南臨滄那個村小里的孩子，至少會因為Chris和類似他這樣的志愿者帶去過那里沒有的東西，而讓他們比別的孩子多了對外面世界的向往。
想在中國生根
學愿橋已經在美國成功注冊為慈善機構，現在正在香港進行注冊，但是在中國的注冊之路并沒有那么一帆風順。
逸然希望學愿橋能做成社會企業，“這樣就有捐贈方像購買產品一樣來資助我們的項目，而不是我們伸手去要錢”，但是這并不容易，而且納稅問題也會令初創期的他們吃不消，所以團隊成員在想是不是應該先曲線救國，成為基金會下面的專項基金，總之，這件事兒令大家有點頭疼。
沒有一個身份，頂著“草根NGO”的頭銜在國內尋求資助方就沒那么容易。好在他們已經有了美國的注冊身份，而這個身份，跨國企業是很認可的，“我們接觸了一些跨國企業，他們會以資助幾十個項目的形式來捐錢，這是我們目前正在做的，但不是長久之計。”邵逸然坦言。
所以，從美麗中國來到學愿橋的Chris就成了學愿橋的籌資官員，“雖然我也沒有什么籌資經驗，但是美麗中國做得很棒，我們希望能夠學習借鑒他們的經驗，試試看吧。”他說。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機構運行的成本，“學愿橋接收捐贈總額的15%作為運營費用，用于平臺的運作開支”，對于這條規則，邵逸然也感受到了來自中美的差異。
在過去的一年中，學愿橋支持的項目平均成本為1000元，已經籌集到31，000元人民幣，資助了26個項目，這些項目來自于各鄉村及打工子弟學校，分布在北京、云南和廣東。“這些錢都來自于個人，是我們動員的身邊的朋友，大多是外國人，在他們的理念中拿出自己的一部分錢做公益是理所應當的，而且他們能接受15%作為成本，但是在國內還有點困難。”邵逸然對《公益時報》記者說。
從開始僅僅是個想法到希望做成一番事業，這一年半的時間邵亦然的思想也有不小的轉變。曾經的理想是做一個歷史學方面的教授，沒想到在北大的碩士沒有讀完就建立起來學愿橋，“那么就不要讀這個碩士了，專門做教育。”她說。
“但開始的時候想的太簡單了，我想做什么就會很容易辦成，認為憑我的熱情和堅持就可以了，所以后來遇到的困難和問題是之前預想的十倍、百倍還多。”她坦言，比如注冊、財務報表，以及當前最重要的，尋求一種可持續的資金運轉模式……這些都在考驗著這個20多歲卻很樂觀的姑娘，也考驗著這群有理想的精英青年。
目前，邵逸然即將前往美國哈佛大學專門攻讀教育，她還帶著一個艱巨的任務，要把學愿橋在哈佛大學設立起分支機構，并且在那邊進行籌款。“在美國籌款會容易一些，而且那邊1塊錢，到中國可就變成6塊錢了。但是一定要回到中國做我們的項目。”她的話語很堅定。
（本報記者 閆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