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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5-07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閆冰
《公益時報》記者采訪湯敏時適逢他的新著發表，書中有一章對公益慈善做專門闡述，“公益慈善的健康發展，既不能寄望于道德層面的感召，也不能由政府一家包辦，而應建立一套允許社會參與的開放機制。”書中寫道。
說出這番論斷，還要源于湯敏的多重身份，經濟學家出身，國務院參事，他大多時候被稱為學者，但他又并不將自己定位為傳統意義上的學者，而是要做一個“勇于實踐的學者”，或者說“雜家學者”。
“我的提法就是要換一種活法，因為我做了一輩子的研究，空頭沒有實踐，所以我就想自己下海試一試，于是就選擇下了公益領域的海，這和我過去的知識興趣、現在的機會都有關系。”湯敏說。
他有個身份是樂貧基金會的理事長，和茅于軾一起，做小額信貸、保姆學校、有機農業等等。堅持多年做社會企業，用他自己的話說“不大，卻一直堅持”，其意義“在于證明中國是有社會企業生長的土壤的”。“就像當年有人在賣牛仔褲、有人做傻子瓜子，可能被人不理解，但是一旦堅持住并且有政策支持，就會迅速發展起來。而從某種意義上來講，有時候社會的理解可能比政策更重要。”湯敏如是說。
身兼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的常務副理事長，湯敏和友成做了很多公益領域的創新嘗試，公益大學、創業咖啡、將退休教師組織起來去支教，每一個項目聽起來都與傳統公益項目不同。雖然經常會有人不太理解“友成在折騰些什么”，但湯敏自己卻樂在其中，“能讓自己常保活力和年輕”。
人物檔案：
湯敏，生于1953年。1982年畢業后在武漢大學經濟管理系任教。1984年赴美留學，入美國伊里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 Champagne）經濟系博士研究生。國務院參事，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常務副理事長，樂貧基金會理事長，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
公益時報：你怎么看待目前社會領域改革的意義，以及這場改革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么？
湯敏：如果說經濟領域已經做了很大成績不用改了這是不準確的，從經濟學家角度看經濟領域要改革的多了去了，事實上中國所面臨的很多問題也和經濟領域改革不到位有很大關系，經濟領域要繼續大手筆地改革。比如財政體制改革，國有體制改革，市場機制的改革，反壟斷，等等，都是很大問題。從另一角度來說，和經濟領域相比社會領域的改革更加滯后，更屬于初級階段，很長一段時間我們都是在顧溫飽，當溫飽問題解決后社會領域的矛盾問題就會凸顯。現在這個矛盾越來越尖銳，一方面是人們的需求在快速地提升，另一方面中國由于貧富懸殊、區域差別、城鄉差異化等，造成了在社會領域矛盾越發尖銳，到了解決的時候。再一個我們有能力來解決這些問題了，現在我們已經有比較雄厚的經濟基礎，人均收入是中等偏上的，從國際經驗看，這個時候既是矛盾凸顯的時候，也是有精力有能力去緩解社會矛盾的時候。所以從這三個角度來看，我們應該在關注經濟領域改革的同時，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社會領域改革上。
公益時報：前段時間兩會對公益領域釋放了很多新信號，比如“一業多會”“放開四類社會組織登記”，你覺得這種政策的放開對公益組織的發展會有什么樣的影響？
湯敏：本來就應該是這個樣子。公益組織肯定需要競爭，任何行業一出現壟斷肯定就會有問題。去年我們去香港考察行業協會的問題，香港的行業協會對于穩定社會、促進經濟行業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的一個特點就是一行多會。企業家有權利組織這樣的協會，也可以自由加入各種協會，這樣他就不是一個壟斷的局面。現在我們的協會大多是官辦，即使有些民辦也是壟斷性質的，只此一家別無分店，這樣就會產生壟斷而引起的效率低下。如果我們一業多會，形成競爭，有比較，才能有創新和發展的動力，才能使我們的行業發展得更好。任何一個領域的發展都需要有機構有組織來支持，我們改革開放初期發展民營經濟的時候，假如沒有民企、外資，那么我們就不能發展到今天這個局面。公益領域的新政策新變化，也會帶來競爭促進發展，帶來很多機會。1992年有人叫“公司元年”，因為可以注冊公司，就給市場經濟帶來較大的發展；同樣，一旦開放了社會組織登記注冊，今年會成為“社會組織發展元年”。
公益時報：在美國，第三部門其實是作為一個行業可以帶來經濟產出、解決社會問題的，那么你怎么看待中國的第三部門的作用？
湯敏：按照馬克思主義來看，除了生產服務業，這些是都不創造價值的。但是按照西方經濟學來講，是不是行業我們來看這個領域產不產生GDP，就算是社會組織剛剛起步但是已經產生就業了，NGO、基金會產生了大量的工作崗位。行業一般是指按生產同類產品或具有相同工藝過程或提供同類勞動服務劃分的經濟活動，那么第三部門當然算是行業。
公益時報：你有一個身份是友成企業家基金會副理事長，也會接觸到中國有很大捐贈意愿的企業家，那么你怎么看待這一人群目前的整體狀態？
湯敏：企業家群體本身就是萬花筒，我們只能看到一個趨勢，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企業家來關注公益領域、愿意做公益，而且以前可能只是拿錢，現在要求也越來越高、更加的專業化。以阿拉善為例，不光是捐錢，也有很多制度上的創新。現在中國有這么多家基金會，絕大部分的錢是由企業家捐贈的，這說明是企業家們慈善意愿的一種釋放。另外一個就是企業家對公益慈善的認識也有一個深化的過程，其實也包括公眾、政府、公益行業從業者，認識都在深化，以往企業家還停留在救災捐贈，現在已經有很多開始關注公益領域的創新，像社會企業，這個可能還不太多，但是趨勢是非常明顯的。
公益時報：這個群體對于社會領域的變革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
湯敏：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企業家，一部分是參與公益行業的專業人員，這些是真正在一線的力量。從企業家的角度來說，他不斷地提出新的要求，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引領著公益行業的發展，另外，真正在一線的工作人員也在推動，但是最根本的推動力量是政府。所以總的來說，還是政府在做主導，在做極大努力把中國公益行業按著他們設想的方向發展，并且在逐漸放開、逐漸試驗著。那么這三股力量結合在一起使得公益事業能較快地發展。
公益時報：你怎么看待在中國慈善進程中有推動作用或提出新方式方法的人及他們所做的事，比如前不久在博鰲論壇上，海航方面提出要股捐成立慈航基金會。
湯敏：這個意義非常重大，過去我們的捐贈都是捐現金，實際上國際很多以股捐的形式來捐，多樣化捐贈肯定是對公益領域有很大好處的。但是現在捐贈也會面臨諸多問題，比如稅務問題。因為法律上還不健全，過去幾年股捐是想都不敢想的，所以對于新的事物還有待完善。我相信過幾年肯定會解決，但是這幾年肯定會很糾結，我認為可不可以特例特辦，以一事一議的方式，建立起一個模式來作為后續的參考。比如國外什么時候要交稅，賣股的時候要交稅，你可以先捐。所以在沒有先例的情況下，可以參照國際慣例。
公益時報：在你過往的實踐過程中，小額信貸有沒有對于中國農村有實質性的一些改變呢？
湯敏：一個小額信貸并不能根本上解決中國或者孟加拉的實質貧窮。其實我們有兩種小額貸款，一種是商業化的，比如我們現在有6000多家小額貸款公司，銀行、農信社做的一些信貸，所以商業化的小額貸款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根本目的，實際上這部分小額貸款已經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六七千家小額貸款公司每家1個億，就是六七千億的資金注入了真正的小企業當中。國際上說到小額信貸更多指的是尤努斯創立的，這是社會企業型的小額信貸，他不追求利潤最大化，在以企業的方式做公益，這種社會企業型的小額信貸在中國比較少，目前還在黑暗中摸索。
公益時報：你和茅于軾先生在做小額信貸項目，在將金融技術運用到公益領域中會遇到什么問題嗎？
湯敏：我們管這種在公益領域中的金融叫做普惠式金融，如果完全運用商業手段、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做不下去的。這個有點類似于社會企業，本身都是新興的概念，可能理解的人還不多，比如一個企業家要么捐錢做慈善，要么做企業，那么社會企業這個概念夾在中間是做什么的，比較難被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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