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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2-19 來源 :公益時報??作者 : 王會賢
公益起步
2003年非典期間，正就讀于中央民族大學新聞專業的譚紅波，同宿舍的兄弟創立了一個公益社團，之后的幾年，因為公益活動搞得有聲有色，這個社團成為中央民族大學規模最大的社團之一。這一年，北京師范大學的尚立富（《行走西部》作者，現任北京師范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院長助理）從西部考察回來，帶了很多照片要做展覽，找到了這個社團。展覽的時候和譚紅波商談，想組織大學生過去支教。不同學校展覽一圈下來，幾個志同道合的人碰到一起，在楊東平老師等人的支持下，發起了西部陽光行動。
西部陽光的前幾年，這些發起者做了很多基礎工作，那時候參與進來的一些捐助人，很多至今還在支持西部陽光的項目。現在的西部陽光農村發展基金會，在隊伍和項目建設上都已經很專業，駐校社工、農村幼兒園等方面做得也比較持續和深入，這是當初沒有想到的。
2005年，譚紅波去了為西部陽光資助方之一的美新路，做它的大朋友項目助理。雖然這段經歷只有四五個月，但他在項目制度、流程管理等方面收獲頗多。隨后譚紅波到杭州工作，做市場和生產管理，同時做明日中華教育基金會的中國區項目。項目最初很簡單，只是做些扶貧資助的事情。后來在譚紅波的影響下，開始做教師培訓、代課教師支持等更持續性的工作，寧夏西吉村醫培訓、梯田改造等項目也在那時候展開。
感受這些年公益領域的變化，譚紅波說：“最初做西部陽光的時候，還覺得有點曲高和寡，志愿者都是新鮮的事物。現在進入公益行業的人明顯多了，尤其在汶川地震之后。形形色色的人都來了，也帶來很多問題，不像原來那么單純。”
認識社會影響評估
從杭州再回北京，譚紅波來到救世軍北京辦事處，一做就是四年。救世軍科學完善的項目管理流程、審批制度，每年針對項目人員的培訓，對他的專業性和公益理念認識有很大的啟發和幫助。“原來打游擊的方式變成了規范系統的手段。”譚紅波說，最初做草根NGO，完全沒有可借鑒的東西，都是自己摸索。
給他留下印象最深的，還是救世軍對項目的社會影響評估。項目執行過程中，項目管理員會不斷追問方方面面的細節。比如在青海為農戶做的飲水項目，管理人員會問這樣挖掘和埋水管會不會對周圍環境、地理造成破壞，會不會影響原來使用此處水源的居民。即便你身處當地，覺得這些都沒有必要問，也要詳細解釋清楚。
“最初會覺得幼稚和束縛，但最終發現，這種社會影響評估是非常必要和合理的。我們在出臺一個重大項目之前，一定要對工程實施可能產生的影響做足夠充分的評估，會產生哪些正面和負面影響，如果有負面影響，要想辦法將其降至最低。”有些項目的前期評估和申請階段可能會做上一年的時間，但立項通過之后，就能很順利地做下來。因為實施之前已經把可能帶來的問題都考慮到或解決掉了。
這恰恰是國內很多大小項目都做得不夠好的地方。許多事情拍拍腦袋就做出決策了，缺乏充足的社會影響評估，而后則會引發一連串后續的問題要繼續彌補。不好的地方則是過于強調民主帶來的效率太低、拖延，沒有人敢承擔責任、進行決策，這也會導致浪費人力和財力成本。
深度參與
譚紅波說，在救世軍的這段時間，最開心的就是大部分時間都在真正地做項目，不是膚淺地應對問題，而是深入當地，與受益對象在一起，研究執行辦法。比如青海的飲水項目，跟村民商量埋水管的方式，不能像自己簡單設想的那樣，把水管引到每所房子里就行了，當地的房子是用土建的，一旦水管破裂，房子可能會塌掉，所以就在村子里建幾個取水點。實際執行中也發現當地人豐富的想象力和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在國內機構中感覺對項目的實際參與比較少。”
譚紅波現在就職的泛海公益基金會由企業籌建，不用考慮籌資問題，最重要的就是把項目做好。工作之外，譚紅波也會自己參與和組織一些公益活動，比如申請成為美新路的“大朋友”項目志愿者，體驗它的項目流程；組織一對一助學，看看這其中到底存在什么問題；組織給學校換桌椅。他認為，有些事情順便做了，就會幫到一些人；另一方面，也通過小的項目體驗這些活動方式的癥結到底在哪里，同時了解捐助人和受益者的想法。
對國內慈善組織的觀察，譚紅波認為，整個公益大環境包括政府的容忍度是越來越寬的，比如《北京市慈善事業促進辦法（草案送審稿）》中規定的聯合勸募，原來是沒有的，現在正處在一個越來越開放的過程。
“現在真正在公益項目上投入得不夠，而是關注籌款和公關，而這兩方面做得也并不好。其中項目沒做好是一個非常重要原因。”譚紅波認為，其實任何機構都會有問題，正視問題，甚至坦誠自己確實存在這樣的問題，未必不能獲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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